而这样的佛学思想作用于谢灵运的诗歌写作,会对谢氏产生

公元423年 本年
而这样的佛学思想作用于谢灵运的诗歌写作,会对谢氏产生深刻的影响,谢氏所谓“理来情无存”[18],《山居赋》说“选自然之神丽”,按其《从游京口北固应诏诗》说“事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可知其所谓“理”具有佛理的内涵,而这样的“理”以遣荡世俗之情为指归。

佛学又使他领会到,佛教原来并非仅仅依靠抽象义理来作宣讲,它可以借助自然众趣,令人有更形象更深刻的悟入。如释慧远《大智论抄序》说:“其人以《般若经》为灵府妙门宗一之道……故叙夫体统,辨其深致,若意在文外,而理蕴于辞,”联系谢灵运《辩宗论》所谓“并业心神道,求解言外”,涉及意与文、理与辞关系问题,就般若学而言,最忌讳直露地宣讲。这显然与诗歌的意境理论相通,移植于诗歌创作,即为诗歌禅趣之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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