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张九龄传》

新唐书
原文：
    张九龄，字子寿，韶州曲江人。七岁知属文，十三以书干广州刺史王方庆，方庆叹曰：“是必致远。”会张说谪岭南，一见厚遇之。擢进士，始调校书郎，为左拾遗。时玄宗即位，九龄建言：“臣谓选部之法，敞于不变。今若刺史、县令精核其人，则管内岁当选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后送台，又加择焉，以所用众寡为州县殿最，则州县慎所举，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无庸人之繁矣。故于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则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意修饰，而刑政自清，此兴衰之大端也。”俄迁左补阙。九龄自才鉴，吏部试拔萃与举者，常与右拾遗赵冬曦考次，号称详平。始说知集贤院，尝荐九龄可备顾问。说卒，天子思其言，召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知院事。会赐渤海诏，而书命无足为者，乃召九龄为之，被诏辄成。迁工部侍郎，知制诰。九龄文雅，为帝知。会范阳节度使张守佳以斩可突干功，帝欲以为侍中。九龄曰宰相治物有其人然后授不可以赏功国家之败由官邪也。遂止。九龄体弱，有想藉。故事，公卿皆措笏于带，而后乘马。九龄独常使人持之，因设笏囊，自九龄始。后帝每用人，必曰：“风度能若九龄乎?”。与严挺之、袁仁敬、梁升卿、卢怡善，世称其交能终始者。及为相，谔谔有大臣节，议论必极言得失。安禄山初以范阳偏校入奏，气骄蹇，九龄谓裴光庭日：‘“乱幽州者，此胡雏也。”及讨奚、契丹败，张守理执如京师。
九龄署其状曰：“穰苴出师而诛庄贾，孙武习战犹戮宫嫔，守理法行于军，禄山不容免死。”帝不许，赦之。帝后在蜀，思其忠，为泣下。病卒，年六十八，赠荆州大都督，谥曰文献。—节选自《新唐书.张九龄传》

译文：
    张九龄，字子寿，韶州曲江人，七岁时就会写文章。十三岁时带着他写的字去谒见广州刺史王方庆，王方庆看了感叹说“：这孩子前程不可限量。”当时张说贬谪岭南，见到他后对他极好。后来考中进士，调任校书郎。升为左拾遗。后来玄宗即位，张九龄上疏说：“臣认为选部的法则，其弊病在于不变。如今若在刺史、县令中详细核查，在管内每年当选者，另考核其才能品德，可入等级的，送到台里再加选择，以所用人的多少来评定州县的好坏，那州县就会慎重对待所荐举的人。可任官的人才多了，吏部也可顺利完成任务，不会有那么多的庸人了。所以说，用人不可以不排列其才能的高下。才能分出了等级，就不会盲目用人，那天下之士定会刻意进修自守，刑政自然清正，这是有关国家兴衰的大事。”不久调任为左补阙。张九龄颇能鉴别人才，吏部考试时，张九龄常与右拾遗赵冬曦一同参与评定，当时称他们考核为“详平”。当初，张说主管集贤院，曾推荐张九龄可任顾问。张说死，天子想起张说说的话，召张九龄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主管集贤院的工作。那时要赐渤海诏书，而能写这样诏书的人找不到，于是召张九龄起草，渤海之事也就办成了。升张九龄为工部侍郎，管理草拟制诰事。张九龄因文雅而受到皇帝的赏识。那时范阳节度使张守皀因斩杀可突干有功，皇帝打算任张守皀为侍中。张九龄劝谏：“宰相是代替天来治理天下的，有了当宰相的人才后，才能任职，不能用它来奖赏功劳。难道说国家的败亡，不是由官员的不称职和奸邪所致的吗？”此议就作罢。张九龄一向体弱，但很有风姿。以往的习惯，公卿都把笏插在衣带里，然后骑马。张九龄则常让别人代他拿着，特制一个笏袋。以后，朝臣们的笏也都装在笏袋里了。以后皇帝每用一新人，都要问：“他的风度能与九龄相比吗？”张九龄与严挺之、袁仁敬、梁升卿、卢怡等人友善。世人都称道他们的交往能始终如一。到他任相位时，能不避权贵而直言，保持大臣的节度。张九龄有所议论时，必认真剖析得失。安禄山最初以范阳偏校的身份入朝奏事，态度颇骄慢。张九龄对裴光庭说：“将来扰乱幽州的，必定是这个胡儿。”及至讨伐奚及契丹失败，张守王圭把安禄山执送京师。张九龄在文件上批道：“过去穰苴出师，斩杀误期的庄贾，孙武训练士兵，斩杀不听令的宫嫔。张守王圭行令军中，安禄山不宜免死。”皇帝不同意，竟赦了安禄山。皇帝后来避难到蜀，思念到张九龄的忠心，为之落泪。病死，终年六十八岁。追赠荆州大都督，赐谥为“文献”。 

《旧唐书·张九龄传》    《新唐书·张九龄传》    《新唐书·张九龄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