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得，而必高自位置以自欺而欺人，亦所谓好为其拙也。
公元1777年 五月
有所得，而必高自位置以自欺而欺人，亦所谓好为其拙也。
至文章之学，非有夙分而专精其业，亦不能工。戴氏讥司马子长、班孟坚皆艺而非道，而其所自为，仅仅通文句耳。艺固不工，道亦未至。若谓文必去整，尤是瞽言。经生之文自有注疏家法，不计工拙可也，乃必自居于本末兼赅，而既欲明自汉以来未闻之道，又欲扫尽自汉以来一切之文，则志大而近于妄矣。”“段氏年辈与戴相若，而先戴举于乡，人都后始相见，时戴尚为诸生，段之学亦已卓然成就，而委挚师事，终身北面。戴殁后，宝其遗书，事必尽力，服习师说，没齿不衰，犹有汉儒之风，可谓真师弟也。并时若姚姬传、程鱼门亦尝称弟子于戴，而身后辄有违言，鱼门至肆詈其无子，以为攻宋儒之报。盖二人实瞢于学，当日亦未深知戴之得失，徒以名盛而推附之，故致其师称而卒亦不果，(戴氏有《辞姬传称师书》，见《文集》)以视段氏之分量，相去固甚远矣。”“东原之文醇质简古，不肯为一偶句。其意欲迫周、秦而上之，而于西汉董江都、东汉郑司农为近。其《答彭允初书》辩程朱陆王之学甚详，与所著《原善》三篇及《读易系辞》、《论性》、《读孟子论性》、《孟子字义疏证序》诸篇互相证明，发挥性命理欲之旨极为透彻，然亦太辞费矣。余以为此等皆汪容甫所谓宋以后愚诬之学，实不足辩者也。其《与是仲明论学书》，谓诵《尧典》数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则龃龉失读；诵《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此则令人读之，隆冬沍寒，汗流浃背，学者所当人书一通，置座右者矣。”《越缦堂读书记•戴氏遗书》：“阅翁批《戴氏遗书》，惟《文集》及《毛郑诗考证》、《诗经补注》两种，所批皆大字涂乙，尽言痛诋，其中未尝记姓名及图章，而观其所言与其字迹，真覃溪也。”“今观此书所评，或诋其文理不通，或诋其好造异说。盖东原文辞简质，多非覃溪习于文从字顺者所能解。”“惟评其论性诸篇，谓立意在驳朱子性即理也，常闻其口说缕缕矣，其实无所见；又云不过不甘以考订自居，欲显其进窥圣道耳，到底一字讲不出；又云此等文字颇与惠定宇《易述》后幅亦性相似，实皆与经义无涉：则东原此等文固不免支离。盖戴氏师江氏，而江氏之学由性理以通训诂，戴氏之学则由训诂以究性理。江氏语言颇有迂冗之病，戴氏亦觉稍晦，不若后来凌氏、阮氏言性言仁之洞彻本原。而惠氏笔舌亦绌，其所发挥，往往枝语，不如王、钱诸公。至覃溪讥其如杂剧内装出一带眼镜之塾师妆作儒者模样，则覃溪之自为写照矣。”《清史稿》本传：“震卒后，其小学，则高邮王念孙、金坛段玉裁传之；测算之学，曲阜孔广森传之；典章制度之学，则兴化任大椿传之：皆其弟子也。”《国朝文汇》乙集卷四二录其《与方希原书》等文九篇。
有所得，而必高自位置以自欺而欺人，亦所谓好为其拙也。
至文章之学，非有夙分而专精其业，亦不能工。戴氏讥司马子长、班孟坚皆艺而非道，而其所自为，仅仅通文句耳。艺固不工，道亦未至。若谓文必去整，尤是瞽言。经生之文自有注疏家法，不计工拙可也，乃必自居于本末兼赅，而既欲明自汉以来未闻之道，又欲扫尽自汉以来一切之文，则志大而近于妄矣。”“段氏年辈与戴相若，而先戴举于乡，人都后始相见，时戴尚为诸生，段之学亦已卓然成就，而委挚师事，终身北面。戴殁后，宝其遗书，事必尽力，服习师说，没齿不衰，犹有汉儒之风，可谓真师弟也。并时若姚姬传、程鱼门亦尝称弟子于戴，而身后辄有违言，鱼门至肆詈其无子，以为攻宋儒之报。盖二人实瞢于学，当日亦未深知戴之得失，徒以名盛而推附之，故致其师称而卒亦不果，(戴氏有《辞姬传称师书》，见《文集》)以视段氏之分量，相去固甚远矣。”“东原之文醇质简古，不肯为一偶句。其意欲迫周、秦而上之，而于西汉董江都、东汉郑司农为近。其《答彭允初书》辩程朱陆王之学甚详，与所著《原善》三篇及《读易系辞》、《论性》、《读孟子论性》、《孟子字义疏证序》诸篇互相证明，发挥性命理欲之旨极为透彻，然亦太辞费矣。余以为此等皆汪容甫所谓宋以后愚诬之学，实不足辩者也。其《与是仲明论学书》，谓诵《尧典》数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则龃龉失读；诵《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此则令人读之，隆冬沍寒，汗流浃背，学者所当人书一通，置座右者矣。”《越缦堂读书记•戴氏遗书》：“阅翁批《戴氏遗书》，惟《文集》及《毛郑诗考证》、《诗经补注》两种，所批皆大字涂乙，尽言痛诋，其中未尝记姓名及图章，而观其所言与其字迹，真覃溪也。”“今观此书所评，或诋其文理不通，或诋其好造异说。盖东原文辞简质，多非覃溪习于文从字顺者所能解。”“惟评其论性诸篇，谓立意在驳朱子性即理也，常闻其口说缕缕矣，其实无所见；又云不过不甘以考订自居，欲显其进窥圣道耳，到底一字讲不出；又云此等文字颇与惠定宇《易述》后幅亦性相似，实皆与经义无涉：则东原此等文固不免支离。盖戴氏师江氏，而江氏之学由性理以通训诂，戴氏之学则由训诂以究性理。江氏语言颇有迂冗之病，戴氏亦觉稍晦，不若后来凌氏、阮氏言性言仁之洞彻本原。而惠氏笔舌亦绌，其所发挥，往往枝语，不如王、钱诸公。至覃溪讥其如杂剧内装出一带眼镜之塾师妆作儒者模样，则覃溪之自为写照矣。”《清史稿》本传：“震卒后，其小学，则高邮王念孙、金坛段玉裁传之；测算之学，曲阜孔广森传之；典章制度之学，则兴化任大椿传之：皆其弟子也。”《国朝文汇》乙集卷四二录其《与方希原书》等文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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