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1133—1180）生。
公元1133年 本年
张栻（1133—1180）生。
朱熹《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淳熙七年春二月甲申，秘阁修撰、荆湖北路安抚、广汉张公卒于江陵之府舍。其弟衡州史君杓护其柩以归葬于潭州衡阳县枫林乡龙塘之原，按令式立碑墓道，而以书来谓熹曰：‘知吾兄者多矣，然最其深者莫如子，今不可以不铭……’公讳某，字敬夫，故丞相魏国忠献公之嗣子也。生有异志，颖悟夙成，忠献公爱之。自其幼学，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义之实。既长，又命往从南岳胡公仁仲先生问河南程氏学。先生一见，知其大器，即以所闻孔门论仁亲切之旨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书质焉。而先生报之曰：‘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奋厉，直以古之圣贤自期，‘作《希颜录》一篇，蚤夜观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远矣，而又未敢自以为足，则又取友四方，益务求其学之所未至。盖玩索讲评，践行体验，反复不置者十有余年，然后昔之所造深者益深，远者益远，而反以得乎简易平实之地。其于天下之理，盖皆了然心目之间，而实有以见其不能已者。是以决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笃于俊勤、一于道义而没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强为也。少以荫补右承务郎，辟宣抚司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除直秘阁。是时天子新即位，慨然以奋伐仇虏、克复神州为己任。忠献公亦起谪籍，受重寄，开府治戎，参佐皆极一时之选。而公以藐然少年，周旋其间，内赞密谋，外参庶务，其所综画，幕府诸人皆自以为不及也……已而忠献公辞位去，用事者遂罢兵，与虏和。虏乘其隙，反纵兵入淮甸，中外大震。然庙堂犹主和议，至敕诸将勿得以兵向虏。时忠献公已即世，公不胜君亲之念，甫毕藏事，即拜疏言……疏入不报。后六年，始以补郡临遣，得复见上。时宰相虽以恢复之说自任，然所以求者类非其道。且妄以公素论当与己合，数遣人致殷勤。公不答……明年召还，宰相又方谓虏势衰弱可图，建遣泛使往责陵寝之故，士大夫有忧其无备而召兵者，皆斥去之。于是公见上，上曰：‘卿知虏中事乎？’公对曰：‘不知也。’上曰：‘虏中饥馑连年，盗贼四起。’公又对曰：‘虏中之事臣虽不知，然境中之事则知之详矣！’上曰：‘何事？’公遂言曰：‘臣窃见比年诸道亦多水旱，民贫日甚，而国家兵弱财匮，官吏诞谩，不足倚仗。正使彼实可图，臣惧我之未足以图彼也。’上为默然久之。公因出所奏书读之曰……上为悚听，改容称善，至于再三。公复读曰……上为叹息褒谕，以为前未始闻此论也。其后又因赐对，反复前说，上益嘉叹，面谕‘当以卿为讲官，冀时得晤语也’。时还朝未期岁，而召对至六七。公感上非常之遇，知无不言。大抵皆修身务学、畏天恤民，抑权倖、屏谗谀之意。至论复仇之义，则反复推明所以为名实之辨者益详。于是宰相益惮公，而近倖尤不悦，遂合中外之力以排之，而公去国矣。盖公自是退居三年，更历两镇，虽不复得闻国论，而蚤夜孜孜，反身修德，爱民讨军，以俟国家扶义正名之举，尤极恳至。于是天子益知公可用，尝赐手书褒其忠实，盖将复大用之，而公已病矣。病亟且死，犹手书劝上以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固丕图，若眷眷不能忘者。写毕，缄付府僚，使驿上之，有顷而绝。呜呼！靖康之变，国家之祸乱极矣。小大之臣奋不顾身以任其责者盖无几人。而其承家之孝，许国之忠，判决之明，计虑之审，又未有如公者。虽降命不长，不克卒就其业，然其志义伟然，死而后已，则质诸鬼神而不可诬也。始，公出幕府，即罹外艰。屏居旧庐，不交人事。会盗起郴、桂间，声摇数路。湖南帅守刘公珙雅善公，时从访问筹策，卒用以破贼。还朝，为上极言公学行志业非常人比，上亦记公议论本末，除知抚州。未上，改严州。到任问民疾苦，首以丁盐钱绢太重为请，得蠲是岁半输。召为尚书吏部员外郎，兼权左右司侍立官。时庙堂方用史正志为发运使，名为均输，而实但尽夺州郡财富以惑上听，远近骚然，人不自安。贤士大夫争言其不可，而少得其要领者。公亦为上言之，上曰：‘正志以为今但取之诸郡，非取之于民也，何伤？’公对曰：‘今日州郡财富大抵劫劫无余，若取之不已而经用有阙，则不过巧为名色而取之于民耳。’上闻之瞿然，故谓公曰：‘论此事者多矣，未有能及此者。如卿之言，是朕假手于发运使以病吾民也。’旋阅其实，果如公言，即诏罢职。兼侍讲，除左司员外郎。经筵开，以《诗》如侍，因《葛覃》之篇以进说曰：‘治常生于敬畏，乱常起于骄淫。使为国者每念稼穡之劳，而其后妃不忘织经之时，则心之不存者寡矣。周之先后勤俭如此，而其后世犹有以休蚕织而为厉阶者，兴亡之效，于此见矣。’既又推广其言，上陈祖宗自家刑国之懿，下斥当时兴利扰民之害详焉。上亦叹曰：‘此王安石所谓人言不足恤者，所以误国事也。’俄而，诏以知閤门事张说签书枢密院事，公夜草手疏，极言其不可，且造诣宰相质责之，语甚切。宰相惭愤不堪，而上独不以为忤，亲札疏尾付宰相，使谕指。公复奏曰：‘文武之势诚不可以太偏，然今欲左文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也。’于是上意感悟，命得中寝。然宰相实阴附说，明年，乃出公知袁州，而申说前命，于是中外欢哗，而说后竟谪死云。淳熙改元，公家居累年矣，上复念公，诏除旧职，知静江府，经略安抚广西南路。……上闻公治行，且未尝叙年劳，乃召特转承事郎、进直宝文阁再任。五年，除秘阁修撰、荆湖北路转运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抚本路……盖方是时，上所以知公者愈深，而恶公者忌之亦愈力。公自以不得其志，数求去不得，寻以病请，乃得之。然比诏下，以公为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佑观，则已不及拜矣。卒时年四十有八。柩出江陵，老稚挽车号恸，数十里不绝。讣闻，上亦深为嗟悼。四方贤士大夫往往出涕相吊，而静江之人哭之尤哀。盖公为人坦荡明白，表里洞然，诣理既精，信道又笃，其乐于闻过而勇于徙义，则又奋厉明决。无毫发滞吝意。以至疾病垂死而口不绝吟于天理人欲之间旷则平日可知也。故其德日新，业日广，而所以见于论说行事之间者，上下信之至于如此。虽小人以其好恶之私，或能壅害于一时，然至于公论之久长，盖亦莫得而揜之也。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义利之间，而后明理居敬，以造其极。其剖析开明，倾倒切至，必竭两端而后已。所为郡必葺其学，于静江又特盛。暇日召诸生告语不倦，民以事至廷中者，亦必随事教戒，而于孝悌忠信、睦姻任恤之意尤孜孜焉。犹虑其未遍也，则又刻文以开晓之。至于丧葬嫁娶之法，风土习俗之弊，则列其事以为戒。命闾井各推耆宿，使为乡老，授之夏楚，使以所下条教训厉其子弟，不变，然后言之有司而加法刑焉。在广西，刑狱使者陆济之子弃家为浮图，闻父死，不奔丧。为移诸路，俾执拘以付其家。官吏有犯名教者，皆斥遣之，甚或奏劾抵罪。尤恶世俗鬼神老佛之说，所至必屏绝之。盖所毁淫祠前后以百数，而独于社稷山川、古先圣贤之奉为兢兢，虽法令所无，亦以义起。其水旱祷祠，无不应也。平生所著书，惟《论语说》最后出，而《洙泗言仁》、《诸葛忠武侯传》为成书。其他如《书》、《诗》、《孟子》、《太极图说》、《经世编年》之属，则犹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纲挈领，所以开悟后学，使不迷于所乡，其功则已多矣。盖其常言有曰：‘学莫先于义利之辨，而义也者，本心之所当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为而为之者也。一有所为而后为之，则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呜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谓扩前圣之所未发而同于性善养气之功者欤！公之州里世系已见于忠献公之碑，此不著。”
张栻（1133—1180）生。
朱熹《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淳熙七年春二月甲申，秘阁修撰、荆湖北路安抚、广汉张公卒于江陵之府舍。其弟衡州史君杓护其柩以归葬于潭州衡阳县枫林乡龙塘之原，按令式立碑墓道，而以书来谓熹曰：‘知吾兄者多矣，然最其深者莫如子，今不可以不铭……’公讳某，字敬夫，故丞相魏国忠献公之嗣子也。生有异志，颖悟夙成，忠献公爱之。自其幼学，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义之实。既长，又命往从南岳胡公仁仲先生问河南程氏学。先生一见，知其大器，即以所闻孔门论仁亲切之旨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书质焉。而先生报之曰：‘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奋厉，直以古之圣贤自期，‘作《希颜录》一篇，蚤夜观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远矣，而又未敢自以为足，则又取友四方，益务求其学之所未至。盖玩索讲评，践行体验，反复不置者十有余年，然后昔之所造深者益深，远者益远，而反以得乎简易平实之地。其于天下之理，盖皆了然心目之间，而实有以见其不能已者。是以决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笃于俊勤、一于道义而没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强为也。少以荫补右承务郎，辟宣抚司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除直秘阁。是时天子新即位，慨然以奋伐仇虏、克复神州为己任。忠献公亦起谪籍，受重寄，开府治戎，参佐皆极一时之选。而公以藐然少年，周旋其间，内赞密谋，外参庶务，其所综画，幕府诸人皆自以为不及也……已而忠献公辞位去，用事者遂罢兵，与虏和。虏乘其隙，反纵兵入淮甸，中外大震。然庙堂犹主和议，至敕诸将勿得以兵向虏。时忠献公已即世，公不胜君亲之念，甫毕藏事，即拜疏言……疏入不报。后六年，始以补郡临遣，得复见上。时宰相虽以恢复之说自任，然所以求者类非其道。且妄以公素论当与己合，数遣人致殷勤。公不答……明年召还，宰相又方谓虏势衰弱可图，建遣泛使往责陵寝之故，士大夫有忧其无备而召兵者，皆斥去之。于是公见上，上曰：‘卿知虏中事乎？’公对曰：‘不知也。’上曰：‘虏中饥馑连年，盗贼四起。’公又对曰：‘虏中之事臣虽不知，然境中之事则知之详矣！’上曰：‘何事？’公遂言曰：‘臣窃见比年诸道亦多水旱，民贫日甚，而国家兵弱财匮，官吏诞谩，不足倚仗。正使彼实可图，臣惧我之未足以图彼也。’上为默然久之。公因出所奏书读之曰……上为悚听，改容称善，至于再三。公复读曰……上为叹息褒谕，以为前未始闻此论也。其后又因赐对，反复前说，上益嘉叹，面谕‘当以卿为讲官，冀时得晤语也’。时还朝未期岁，而召对至六七。公感上非常之遇，知无不言。大抵皆修身务学、畏天恤民，抑权倖、屏谗谀之意。至论复仇之义，则反复推明所以为名实之辨者益详。于是宰相益惮公，而近倖尤不悦，遂合中外之力以排之，而公去国矣。盖公自是退居三年，更历两镇，虽不复得闻国论，而蚤夜孜孜，反身修德，爱民讨军，以俟国家扶义正名之举，尤极恳至。于是天子益知公可用，尝赐手书褒其忠实，盖将复大用之，而公已病矣。病亟且死，犹手书劝上以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固丕图，若眷眷不能忘者。写毕，缄付府僚，使驿上之，有顷而绝。呜呼！靖康之变，国家之祸乱极矣。小大之臣奋不顾身以任其责者盖无几人。而其承家之孝，许国之忠，判决之明，计虑之审，又未有如公者。虽降命不长，不克卒就其业，然其志义伟然，死而后已，则质诸鬼神而不可诬也。始，公出幕府，即罹外艰。屏居旧庐，不交人事。会盗起郴、桂间，声摇数路。湖南帅守刘公珙雅善公，时从访问筹策，卒用以破贼。还朝，为上极言公学行志业非常人比，上亦记公议论本末，除知抚州。未上，改严州。到任问民疾苦，首以丁盐钱绢太重为请，得蠲是岁半输。召为尚书吏部员外郎，兼权左右司侍立官。时庙堂方用史正志为发运使，名为均输，而实但尽夺州郡财富以惑上听，远近骚然，人不自安。贤士大夫争言其不可，而少得其要领者。公亦为上言之，上曰：‘正志以为今但取之诸郡，非取之于民也，何伤？’公对曰：‘今日州郡财富大抵劫劫无余，若取之不已而经用有阙，则不过巧为名色而取之于民耳。’上闻之瞿然，故谓公曰：‘论此事者多矣，未有能及此者。如卿之言，是朕假手于发运使以病吾民也。’旋阅其实，果如公言，即诏罢职。兼侍讲，除左司员外郎。经筵开，以《诗》如侍，因《葛覃》之篇以进说曰：‘治常生于敬畏，乱常起于骄淫。使为国者每念稼穡之劳，而其后妃不忘织经之时，则心之不存者寡矣。周之先后勤俭如此，而其后世犹有以休蚕织而为厉阶者，兴亡之效，于此见矣。’既又推广其言，上陈祖宗自家刑国之懿，下斥当时兴利扰民之害详焉。上亦叹曰：‘此王安石所谓人言不足恤者，所以误国事也。’俄而，诏以知閤门事张说签书枢密院事，公夜草手疏，极言其不可，且造诣宰相质责之，语甚切。宰相惭愤不堪，而上独不以为忤，亲札疏尾付宰相，使谕指。公复奏曰：‘文武之势诚不可以太偏，然今欲左文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也。’于是上意感悟，命得中寝。然宰相实阴附说，明年，乃出公知袁州，而申说前命，于是中外欢哗，而说后竟谪死云。淳熙改元，公家居累年矣，上复念公，诏除旧职，知静江府，经略安抚广西南路。……上闻公治行，且未尝叙年劳，乃召特转承事郎、进直宝文阁再任。五年，除秘阁修撰、荆湖北路转运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抚本路……盖方是时，上所以知公者愈深，而恶公者忌之亦愈力。公自以不得其志，数求去不得，寻以病请，乃得之。然比诏下，以公为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佑观，则已不及拜矣。卒时年四十有八。柩出江陵，老稚挽车号恸，数十里不绝。讣闻，上亦深为嗟悼。四方贤士大夫往往出涕相吊，而静江之人哭之尤哀。盖公为人坦荡明白，表里洞然，诣理既精，信道又笃，其乐于闻过而勇于徙义，则又奋厉明决。无毫发滞吝意。以至疾病垂死而口不绝吟于天理人欲之间旷则平日可知也。故其德日新，业日广，而所以见于论说行事之间者，上下信之至于如此。虽小人以其好恶之私，或能壅害于一时，然至于公论之久长，盖亦莫得而揜之也。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义利之间，而后明理居敬，以造其极。其剖析开明，倾倒切至，必竭两端而后已。所为郡必葺其学，于静江又特盛。暇日召诸生告语不倦，民以事至廷中者，亦必随事教戒，而于孝悌忠信、睦姻任恤之意尤孜孜焉。犹虑其未遍也，则又刻文以开晓之。至于丧葬嫁娶之法，风土习俗之弊，则列其事以为戒。命闾井各推耆宿，使为乡老，授之夏楚，使以所下条教训厉其子弟，不变，然后言之有司而加法刑焉。在广西，刑狱使者陆济之子弃家为浮图，闻父死，不奔丧。为移诸路，俾执拘以付其家。官吏有犯名教者，皆斥遣之，甚或奏劾抵罪。尤恶世俗鬼神老佛之说，所至必屏绝之。盖所毁淫祠前后以百数，而独于社稷山川、古先圣贤之奉为兢兢，虽法令所无，亦以义起。其水旱祷祠，无不应也。平生所著书，惟《论语说》最后出，而《洙泗言仁》、《诸葛忠武侯传》为成书。其他如《书》、《诗》、《孟子》、《太极图说》、《经世编年》之属，则犹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纲挈领，所以开悟后学，使不迷于所乡，其功则已多矣。盖其常言有曰：‘学莫先于义利之辨，而义也者，本心之所当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为而为之者也。一有所为而后为之，则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呜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谓扩前圣之所未发而同于性善养气之功者欤！公之州里世系已见于忠献公之碑，此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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