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史记·孟荀列传》)后

公元-342年 月份不详
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史记·孟荀列传》)后,在家乡邹、鲁一带招收门徒讲学,为邹、鲁等小国国君出谋划策。

但他以“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远大志向和社会责任感(孟子·公孙丑下》),要宣传自己“仁政”学说,并将其推行于天下,仅限于邹、鲁之类小国,显然不行。而这时恰逢齐威王任用邹忌改革,广招人才,奋发有为之际。孟子感到在齐可以大有可为,于是东至齐。孟子至齐时间,有一条材料似乎未引起人们重视。即孟子在齐时,提到四十不动心。赵岐注:“孟子《礼》四十强而仕,我志气已定,不妄动心有所畏也。”赵岐《礼》之语,出自礼记·曲礼上》。原文作“四十曰强,而仕”。《四书集注·孟子注》以为:“四十强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时。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动心之谓。”顾炎武日知录卷七“不动心”条解释更为具体、切当:“‘我四十不动心者’,不动其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为也之心。”孔子认为四十岁是人生之重要阶段。他多次谈到四十岁时应达到之境界。(如论语·阳货》:“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矣。”《子罕》:“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为政》提出“四十而不惑”。并且说“智者不惑”(论语·子罕》)。孟子所谓“四十不动心”便是达到了“智者”境界。具体言之,一是个人价值观念、生活信仰等已完全确定,“浩然正气”之“大丈夫”伟岸人格业已形成(“浩然正气”见孟子·公孙丑上》,“大丈夫”见孟子·滕文公下》);二是以“仁政,’为核心之政治理想,以及体现这种理想之具体主张已完全成熟。孟子一生反对“以力假仁者霸”之“霸道”,主张“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谋求“以德行仁者王”之“王道”(均见孟子·公孙丑上》)。上述“个人”和“社会”之双重因素,又构成他终生不渝之“本心”。守住“本心”,便不会失掉“本性”,也就知道怎样安身立命了。这便是人生之“道”。如此,在四十岁后“道既通”情况下,便要去“尚志”。孟子·尽心上》:“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所以孟子“遂以儒道游于诸侯,思济其民”。(赵岐《孟子题辞》)即孟子·滕文公下》所载“传食于诸侯”,开始宣传其主张。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孟子在齐威王时先已游齐考》云:“余考孟子书,其初在齐,乃值威王世。去而至宋滕诸国及至梁,见惠王襄王,又重返齐,乃值宣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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