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康王在洛邑祭祀武王，歌奏《执竞》之诗。
公元-1016年 月份不详
三月，康王在洛邑祭祀武王，歌奏《执竞》之诗。
《毛序》、三家诗均不言此诗之作时，仅说是祭祀武王的乐歌。《毛传》释其中“丕显成康”之“成康”为“成大功而安之”。郑玄《诗谱·周颂谱》断《周颂》三十一首诗皆作于“周公摄政、成王即位之初”，故释“成康”为“成安祖考之道”，与《毛传》意同。“丕显成康”之“成康”指成王诵、康王钊，联系下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不言自明。而成王、康王是生时称号不是死后的谥号，经王国维、郭沫若、于省吾等许多学者的研究已得到证明（王国维《通敦跋》，《观堂集林》卷十八，中华书局1 959年版；郭沫若《金文丛考。谥法之起源》，《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五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7页）。《毛序》、三家诗说此诗是祭祀武王的乐歌，当有所本。《诗谱·周颂谱》孔疏云：“显父祖之功，所以颂子孙也。……虽祀文王、武王，皆歌当时之功，告其父祖之神明。”康王时代为了祭祀典礼的需要也曾制作过乐歌，向神明报告康王的成功。扬雄《法言·孝至》说：“周康之时，颂声作乎下，《关雎》作乎上。”班固《两都赋序》说：“成康没而颂声寝。”这些说法虽然都是叹时事之论，却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康王时仍有其颂”（《诗谱·周颂谱》孔疏）。墙盘铭文云：“宪圣成王，左右绥会纲系，用肇彻周邦。渊哲康王，遂尹亿疆。”《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云：“若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藩屏周。”则成王、康王确有“奄有四方”的成功业绩。康王之世，举行祭祀武王的典礼以其成功告于武王，奏《执竞》言“自彼成康，奄有四方”，这正与《毛序》对颂诗的性质所作的说明相符，可以断定《执竞》是康王时祭祀武王所奏乐歌。地下出土的有铭铜器为确定此诗是何时康王祭祀武王所奏乐歌提供了坚实的证据。德方鼎铭文云：“惟三月，王在成周，征武王福自镐。咸，王赐德贝廿朋，用作宝尊彝。”马承源《德方鼎铭文管见》认为铭中的“福”是祭名，并援引甲骨文为证。马氏所引各条中“福”字均作祭名，则德方鼎铭文所谓“征武福”也就是徙福于武王的意思，即对武王用福祭，而“自镐”是倒装句，指周王特地从镐京到成周（《文物》1963年11期）。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从文字学的角度也进一步论证了“福”是祭名：“福字作，甲骨文中常见，祭的一种。畐本像有流的酒尊，用两手举畐，灌酒于所祭的示（祭坛）上，称为福；用手取肉放在示上称为祭，那么，福就应该是灌祭。祭后把余酒送给人称为致福，把祭肉送给人，称为致胙。后世往往同时送酒与肉，这两个名称就混淆了。《穀梁传·僖公十年》说：‘世子已祠，故致福于君。’《国语·晋语》略同，都兼酒与肉，后来注家把致福单单解释为归胙肉，就失去了福字的本义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0—7 1页）在确定了福为祭名的基础上，将福释为灌祭，符合西周的礼制。《尚书·洛诰》孔疏说：“裸者，灌也。王以圭瓒酌郁鬯之酒以献尸，尸受祭而灌于地，因奠不饮谓之裸。……周人尚臭，祭礼以裸为重。”据此可知德方鼎铭文所谓“征武福”是指用裸礼祭祀武王。至于德方鼎铭文所说的周王具体指谁，涉及对德方鼎的断代。李学勤《何尊新释》则根据铭文中“月”、“成”、“锡”、“用”等字与何尊铭文的字体如出一手，首先断定德方鼎与何尊作于同一时期，只是月份较早一个月。然后将何尊铭文与《尚书·洛诰》联系起来，论证了何尊铭文的“惟王五祀”不是成王五年而是康王五年。因为成王五年洛邑尚未建成，还不可能有何尊铭文所谓“在四月丙戊，王诰宗小子于京室”的事情（《中原文物》1 981年1期）。李学勤的论断精辟，因此可以肯定何尊为康王时铜器。德方鼎既然与何尊同时，也应断为康王时器。那么，德方鼎铭文所说的周王当即康王。再联系何尊铭文所记年月日是“惟王五祀”之“四月丙戊”，又可进一步得知德方鼎铭文所记康王在成周以裸礼祭祀武王的时间是康王五年三月。康王在成周祭祀武王，必是在武王庙中，成周有武王庙见于《逸周书·作洛》。综合上文，德方鼎铭文所记历史事实是：康王在五年三月从镐京到达洛邑，以裸礼在武王庙中祭祀武王，典礼结束后，赏给德贝廿朋，德因以作器。至此再联系《毛序》所言，可以断定《执竞》是康王五年三月在洛邑祭祀武王时所奏乐歌。
三月，康王在洛邑祭祀武王，歌奏《执竞》之诗。
《毛序》、三家诗均不言此诗之作时，仅说是祭祀武王的乐歌。《毛传》释其中“丕显成康”之“成康”为“成大功而安之”。郑玄《诗谱·周颂谱》断《周颂》三十一首诗皆作于“周公摄政、成王即位之初”，故释“成康”为“成安祖考之道”，与《毛传》意同。“丕显成康”之“成康”指成王诵、康王钊，联系下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不言自明。而成王、康王是生时称号不是死后的谥号，经王国维、郭沫若、于省吾等许多学者的研究已得到证明（王国维《通敦跋》，《观堂集林》卷十八，中华书局1 959年版；郭沫若《金文丛考。谥法之起源》，《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五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7页）。《毛序》、三家诗说此诗是祭祀武王的乐歌，当有所本。《诗谱·周颂谱》孔疏云：“显父祖之功，所以颂子孙也。……虽祀文王、武王，皆歌当时之功，告其父祖之神明。”康王时代为了祭祀典礼的需要也曾制作过乐歌，向神明报告康王的成功。扬雄《法言·孝至》说：“周康之时，颂声作乎下，《关雎》作乎上。”班固《两都赋序》说：“成康没而颂声寝。”这些说法虽然都是叹时事之论，却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康王时仍有其颂”（《诗谱·周颂谱》孔疏）。墙盘铭文云：“宪圣成王，左右绥会纲系，用肇彻周邦。渊哲康王，遂尹亿疆。”《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云：“若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藩屏周。”则成王、康王确有“奄有四方”的成功业绩。康王之世，举行祭祀武王的典礼以其成功告于武王，奏《执竞》言“自彼成康，奄有四方”，这正与《毛序》对颂诗的性质所作的说明相符，可以断定《执竞》是康王时祭祀武王所奏乐歌。地下出土的有铭铜器为确定此诗是何时康王祭祀武王所奏乐歌提供了坚实的证据。德方鼎铭文云：“惟三月，王在成周，征武王福自镐。咸，王赐德贝廿朋，用作宝尊彝。”马承源《德方鼎铭文管见》认为铭中的“福”是祭名，并援引甲骨文为证。马氏所引各条中“福”字均作祭名，则德方鼎铭文所谓“征武福”也就是徙福于武王的意思，即对武王用福祭，而“自镐”是倒装句，指周王特地从镐京到成周（《文物》1963年11期）。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从文字学的角度也进一步论证了“福”是祭名：“福字作，甲骨文中常见，祭的一种。畐本像有流的酒尊，用两手举畐，灌酒于所祭的示（祭坛）上，称为福；用手取肉放在示上称为祭，那么，福就应该是灌祭。祭后把余酒送给人称为致福，把祭肉送给人，称为致胙。后世往往同时送酒与肉，这两个名称就混淆了。《穀梁传·僖公十年》说：‘世子已祠，故致福于君。’《国语·晋语》略同，都兼酒与肉，后来注家把致福单单解释为归胙肉，就失去了福字的本义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0—7 1页）在确定了福为祭名的基础上，将福释为灌祭，符合西周的礼制。《尚书·洛诰》孔疏说：“裸者，灌也。王以圭瓒酌郁鬯之酒以献尸，尸受祭而灌于地，因奠不饮谓之裸。……周人尚臭，祭礼以裸为重。”据此可知德方鼎铭文所谓“征武福”是指用裸礼祭祀武王。至于德方鼎铭文所说的周王具体指谁，涉及对德方鼎的断代。李学勤《何尊新释》则根据铭文中“月”、“成”、“锡”、“用”等字与何尊铭文的字体如出一手，首先断定德方鼎与何尊作于同一时期，只是月份较早一个月。然后将何尊铭文与《尚书·洛诰》联系起来，论证了何尊铭文的“惟王五祀”不是成王五年而是康王五年。因为成王五年洛邑尚未建成，还不可能有何尊铭文所谓“在四月丙戊，王诰宗小子于京室”的事情（《中原文物》1 981年1期）。李学勤的论断精辟，因此可以肯定何尊为康王时铜器。德方鼎既然与何尊同时，也应断为康王时器。那么，德方鼎铭文所说的周王当即康王。再联系何尊铭文所记年月日是“惟王五祀”之“四月丙戊”，又可进一步得知德方鼎铭文所记康王在成周以裸礼祭祀武王的时间是康王五年三月。康王在成周祭祀武王，必是在武王庙中，成周有武王庙见于《逸周书·作洛》。综合上文，德方鼎铭文所记历史事实是：康王在五年三月从镐京到达洛邑，以裸礼在武王庙中祭祀武王，典礼结束后，赏给德贝廿朋，德因以作器。至此再联系《毛序》所言，可以断定《执竞》是康王五年三月在洛邑祭祀武王时所奏乐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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