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第一百五十四 刑法三
天下疑狱，谳有不能决，则下两制与大臣若台谏杂议，视其事之大小，无常法，而有司建请论驳者，亦时有焉。 端拱初，广安军民安崇绪隶禁兵，诉继母冯与父知逸离，今夺资产与己子。大理当崇绪讼母，罪死。太宗疑之，判大理张佖固执前断，遂下台省杂议。徐铉议曰：“今第明其母冯尝离，即须归宗，否即崇绪准法处死。今详案内不曾离异，其证有四。况不孝之刑，教之大者，宜依刑部、大理寺断。”右仆射李昉等四十三人议曰：“法寺定断为不当。若以五母皆同，即阿蒲虽贱，乃崇绪亲母，崇绪特以田业为冯强占，亲母衣食不给，所以论诉。若从法寺断死，则知逸何辜绝嗣，阿蒲何地托身？臣等议：田产并归崇绪，冯合与蒲同居，供侍终身。如是，则子有父业可守，冯终身不至乏养。所犯并准赦原。”诏从昉等议，铉、佖各夺奉一月。 熙宁元年八月，诏：“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初，登州奏有妇阿云，母服中聘于韦，恶韦丑陋，谋杀不死。按问欲举，自首。审刑院、大理寺论死，用违律为婚奏裁，敕贷其死。知登州许遵奏，引律“因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以谋为所因，当用按问欲举条减二等。刑部定如审刑、大理。时遵方召判大理，御史台劾遵，而遵不伏，请下两制议。乃令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同议，二人议不同，遂各为奏。光议是刑部，安石议是遵，诏从安石所议。而御史中丞滕甫犹请再选官定议，御史钱顗请罢遵大理，诏送翰林学士吕公着韩维、知制诰钱公辅复位。公着等议如安石，制曰“可”。于是法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皆论奏公着等所议为不当。又诏安石与法官集议，反复论难。
明年二月庚子，诏：“今后谋杀人自首，并奏听敕裁。”是月，除安石参知政事，于是奏以为：“律意，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若已杀，从故杀法，则为首者必死，不须奏裁；为从者自有编敕奏裁之文，不须复立新制。”与唐介等数争议帝前，卒从安石议。复诏：“自今并以去年七月诏书从事。”判刑部刘述等又请中书、枢密院合议，中丞吕诲、御史刘琦、钱顗皆请如述奏，下之二府。帝以为律文甚明，不须合议。而曾公亮等皆以博尽同异、厌塞言者为无伤，乃以众议付枢密院。文彦博以为：“杀伤者，欲杀而伤也，即已杀者不可首。”吕公弼以为：“杀伤于律不可首。请自今已杀伤依律，其从而加功自首，即奏裁。”陈升之、韩绛议与安石略同。会富弼入相，帝令弼议，而以疾病，久之弗议，至是乃决，而弼在告，不预也。
苏州民张朝之从兄以枪戮死朝父，逃去，朝执而杀之。审刑、大理当朝十恶不睦，罪死。案既上，参知政事王安石言：“朝父为从兄所杀，而朝报杀之，罪止加役流，会赦，应原。”帝从安石议，特释朝不问。更命吕公着等定议刑名，议不称安石意，乃自具奏。初，曾公亮以中书论正刑名为非，安石曰：“有司用刑不当，则审刑、大理当论正；审刑、大理用刑不当，即差官定议；议既不当，即中书自宜论奏，取决人主。此所谓国体。岂有中书不可论正刑名之理？” 三年，中书上刑名未安者五：
其一，岁断死刑几二千人，比前代殊多。如强劫盗并有死法，其间情状轻重有绝相远者，使皆抵死，良亦可哀。若为从情轻之人别立刑，如前代斩右趾之比，足以止恶而除害。禁军非在边防屯戍而逃者，亦可更宽首限，以收其勇力之效。 其二，徒、流折杖之法，禁纲加密，良民偶有抵冒，致伤肌体，为终身之辱；愚顽之徒，虽一时创痛，而终无愧耻。若使情理轻者复古居作之法，遇赦第减月日，使良善者知改过自新，凶顽者有所拘系。
其三，刺配之法二百余条，其间情理轻者，亦可复古徒流移乡之法，俟其再犯，然后决刺充军。其配隶并减就本处，或与近地。凶顽之徒，自从旧法。编管之人，亦迭送他所，量立役作时限，无得髡钳。 其四，令州县考察士民，有能孝悌力田为众所知者，给帖付身。偶有犯令，情轻可恕者，特议赎罚；其不悛者科决。 其五，奏裁条目繁多，致淹刑禁，亦宜删定。
诏付编敕所详议立法。
初，韩绛尝请用肉刑，曾布复上议曰：“无王之制刑罚，未尝不本于仁，然而有断肢体、刻肌肤以至于杀戮，非得已也。盖人之有罪，赎刑不足以惩之，故不得已而加之以墨、劓、剕、宫、大辟，然审适轻重，则又有流宥之法。至汉文帝除肉刑而定笞棰之令，后世因之以为律。大辟之次，处以流刑，代墨、劓、剕、宫，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轻重之差。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井，转徙四方，固不为患，而居作一年，即听附籍，比于古亦轻矣。况折杖之法，于古为鞭扑之刑，刑轻不能止恶，故犯法日益众，其终必至于杀戮，是欲轻而反重也。今大辟之目至多，取其情可贷者，处之以肉刑，则人之获生者必众。若军士亡去应斩，贼盗赃满应绞，则刖其足；犯良人于法应死，而情轻者处以宫刑。至于劓、墨，则用刺配之法。降此而后为流、徒、杖、笞之罪，则制刑有差等矣。”议既上，帝问可否于执政，王安石、冯京互有论辨，迄不果行。枢密使文彦博亦上言：“唐末、五代，用重典以救时弊，故法律之外，徒、流或加至于死。国家承平百年，当用中典，然犹因循有重于旧律者，若伪造官文书，律止流二千里，今断从绞。近凡伪造印记，再犯不至死者，亦从绞坐。夫持杖强盗，本法重于造印，今造印再犯者死，而强盗再犯赃不满五匹者不死，则用刑甚异于律文矣。请检详刑名重于旧律者，以敕律参考，裁定其当。”诏送编敕所。 又诏审刑院、大理寺议重赃并满轻赃法。审刑院言：“所犯各异之赃，不待罪等而累并，则于律义难通，宜如故事。”而大理寺言：“律称，以赃致罪，频犯者并累科；若罪犯不等者，即以重赃并满轻赃各倍论；累并不加重者止从重。盖律意以频犯赃者，不可用二罪以上之法，故令累科；为非一犯，故令倍论。此从宽之一也。然六赃轻重不等，若犯二赃以上者，不可累轻以从重，故令并重满轻满轻。此从宽之二也。若以重并轻后加重，则止从一重，盖为进则改从于轻法，退亦不至于容奸。而《疏议》假设之法，适皆罪等者，盖一时命文耳。若罪等者尽数累并，不等者止科一赃，则恐知法者足以为奸，不知者但系临时幸与不幸，非律之本意也。”帝是大理议，行之。八年，洪州民有犯徒而断杖者，其余罪会恩免，官吏失出，当劾。中书堂后官刘衮驳议，以谓“律因罪人，以致罪，罪人遇恩者，准罪人原法。洪州官吏当原。“又请自令官司出入人罪，皆用此令。而审刑院、大理寺以谓：“失入人罪，乃官司误致罪于人，难用此令。其失出者，宜如衮议。”
无丰三年，周清言：“审刑院、刑部奏断妻谋杀案问自首，变从故杀法，举轻明重，断入恶逆斩刑。窃详律意，妻谋杀夫，已杀，合入恶逆，以按问自首，变从故杀法，宜用妻殴夫死法定罪。且十恶条，谋与故斗杀夫，方入恶逆，若谋而未杀，止当不睦。既用举轻明重，宜从谋而未杀法，依敕当决重杖处死，恐不可入恶逆斩刑。”下审刑院、刑部参详，如清议。
邵武军奏谳，妇与人奸，谋杀其夫，已而夫醉归，奸者自杀之。法寺当妇谋杀为从，而刑部郎中杜纮议妇罪应死。又兴元府奏谳，梁怀吉往视出妻之病，因寄粟，其子辄取食之，怀吉殴其子死。法寺以盗粟论，而当怀吉杂犯死罪，引赦原。而纮议出妻受寄粟，而其子辄费用，不入捕法。议既上，御史台论纮议不当，诏罚金，仍展年磨勘。而侍郎崔台符以下三人无所可否，亦罚金。 八年，尚书省言：“诸获盗，有已经杀人，及元犯强奸、强盗贷命断配之人，再犯捕获，有司例用知人欲告、或按问自首减免法。且律文自首减等断遣者，为其情非巨蠹，有改过自新之心。至于奸、盗，与余犯不同，难以例减。请强盗已杀人，并强奸或元犯强盗贷命，若持杖三人以上，知人欲告、按问欲举而自首，及因人首告应减者，并不在减等例。”初，王安石与司马光争议按问自首法，卒从安石议。至是，光为相，复申前议改焉。乃诏：“强盗按问欲举自首者，不用减等。”既而给事中范纯仁言：“熙宁按问欲举条并得原减，以容奸太多，元丰八年，别立条制。窃详已杀人、强奸，于法自不当首，不应更用按问减等。至于贷命及持杖强盗，亦不减等，深为太重。按《嘉佑编敕》：‘应犯罪之人，因疑被执，赃证未明，或徒党就擒，未被指说，但诘问便承，皆从律按问欲举首减之科。若已经诘问，隐拒本罪，不在首减之例。’此敕当理，当时用之，天下号为刑平。请于法不首者，自不得原减，其余取《嘉佑编敕》定断，则用法当情，上以广好生之德，下则无一夫不获之冤。”从之。
又诏：“诸州鞫讯强盗，情理无可悯，刑名无疑虑，而辄奏请，许刑部举驳，重行朝典，无得用例破条。”从司马光之请也。光又上言：“杀人不死，伤人不刑，尧、舜不能以致治。刑部奏钞兖、怀、耀三州之民有斗杀者，皆当论死，乃妄作情理可悯奏裁，刑部即引旧例贷之。凡律、令、敕、式或不尽载，则有司引例以决。今斗杀当死，自有正条，而刑部承例免死决配，是斗杀条律无所用也。请自今诸州所奏大辟，情理无可悯，刑名无可疑，令刑部还之，使依法处断。若实有可悯、疑虑，即令刑部具其实于奏钞，先拟处断，门下省审覆。如或不当，及用例破条，即驳奏取旨勘之。”
元佑元年，纯仁又言：“前岁四方奏谳，大辟凡二百六十四，死者止二十五人，所活垂及九分。自去年改法，至今未及百日，所奏按凡一百五十四，死者乃五十七人，所活才及六分已上。臣固知未改法前全活数多，其间必有曲贷，然犹不失‘罪疑惟轻’之仁；自改法后，所活数少，其间必有滥刑，则深亏‘宁失不经’之义。请自今四方奏大辟按，并令刑部、大理寺再行审覆，略具所犯及元奏因依，令执政取旨裁断，或所奏不当，亦原其罪。如此则无冤滥之狱。”
又因尚书省言，远方奏谳，待报淹系，始令川、广、福建、荆南路罪人，情轻法重当奏断者，申安抚或钤辖司酌情决断乃奏。门下侍郎韩维言：“天下奏按，必断于大理，详议于刑部，然后上之中书，决之人主。近岁有司但因州郡所请，依违其言，即上中书，贴例取旨，故四方奏谳日多于前。欲望刑清事省，难矣。自今大理寺受天下奏按，其有刑名疑虑、情理可悯，须具情法轻重条律，或指所断之法，刑部详审，次第上之。”诏刑部立法以闻。
崇宁五年，诏：“民以罪丽法，情有重轻，则法有增损。故情重法轻，情轻法重，旧有取旨之令。今有司惟情重法轻则请加罪，而法重情轻则不奏减，是乐于罪人，而难于用恕，非所以为钦恤也。自今宜遵旧法取旨，使情法轻重各适其中，否则以违制论。”宣和六年，臣僚言：“元丰旧法，有情轻法重，情重法轻，若入大辟，刑名疑虑，并许奏裁。比来诸路以大辟疑狱决于朝廷者，大理寺类以‘不当’劾之。夫情理巨蠹，罪状明白，奏裁以幸宽贷，固在所戒；然有疑而难决者，一切劾之，则官吏莫不便文自营。臣恐天下无复以疑狱奏矣。愿诏大理寺并依元丰法。”从之。
绍兴初，州县盗起，道不通，诏应奏裁者，权减降断遣以闻。既而奏谳者多得轻贷，官无失入之虞，而吏有鬻狱之利，往往不应奏者，率奏之。 三年，乃诏大辟应奏者，提刑司具因依缴奏。宣州民叶全二盗檀偕窖钱，偕令佃人阮授、阮捷杀全二等五人，弃尸水中，有司以“尸不经验”奏。侍御史辛炳言偕系故杀，众证分明，以近降法，不应奏。诸狱不当奏而奏者虽不论罪，今宣州观望，欲并罪之。帝曰：“若宣州加罪，则实有疑者亦不复奏陈矣。”于是法寺、刑部止罚金。 五年，给事中陈与义奏有司多妄奏出入人罪，帝为申严立法，终不悛。
二十六年，右正言凌哲复上疏曰：“汉高入关，悉除秦法，与民约法三章耳。所谓杀人者死，实居其首。司马光有言：‘杀人者不死，虽尧、舜不能以致治。’斯言可谓至当矣。臣窃见诸路州、军大辟，虽刑法相当者，类以可悯奏裁。自去岁郊后距今，大辟奏裁者五十余人中，有实犯故杀、斗杀常赦所不原者，法既无疑，情无可悯，刑、寺并皆奏裁贷减。彼杀人者可谓幸矣，被杀者衔恨九原，何时已邪？臣恐强暴之风滋长，良善之人莫能自保，其于刑政，为害非细。应今后大辟，情法相当、无可悯者，所司辄奏裁减贷者，乞令台臣弹劾。”帝览奏，曰：“但恐诸路灭裂，实有情理可悯之人，一例不奏，有失钦恤之意。”令刑部坐条行下。
驯至乾道，谳狱之弊，日益滋甚。孝宗乃诏有司缘情引条定断，更不奏裁。其后刑部侍郎方滋言：“有司断罪，其间有情重法轻，情轻法重，情理可悯，刑名疑虑，命官犯罪，议亲议故之类，难以一切定断。今后宜于敕律条令，明言合奏裁事件，乞并依建隆三年敕文。”从之。 六年，臣僚请：“今后大辟，只以为首应坐死罪者奏，为从不应坐死者，先次决遣。及流、徒罪，不许作情重取旨。不然，则坐以不应奏而奏之罪。”从之。
至理宗时，往往谳不时报，囚多瘐死。监察御史程元凤奏曰：“今罪无轻重，悉皆送狱，狱无大小，悉皆稽留。或以追索未齐而不问，或以供款未圆而不呈，或以书拟未当而不判，狱官视以为常，而不顾其迟，狱吏留以为利，而惟恐其速。奏案申牒既下刑部，迟延日月方送理寺。理寺看详，亦复如之。寺回申部，部回申省，动涉岁月。省房又未遽为呈拟，亦有呈拟而疏驳者，疏驳岁月，又复如前。展转迟回，有一二年未报下者。可疑可矜，法当奏谳，矜而全之，乃反迟回。有矜贷之报下，而其人已毙于狱者；有犯者获贷，而干连病死不一者，岂不重可念哉？请自今诸路奏谳，即以所发月日申御史台，从台臣究省、部、法寺之慢。”从之。而所司延滞，寻复如旧。 景定元年，乃下诏曰：“比诏诸提刑司，取翻异驳勘之狱，从轻断决。而长吏监司多不任责，又引奏裁，甚者有十余年不决之狱。仰提刑司、守臣审勘，或前勘未尽，委有可疑，除命官、命妇、宗妇、宗女及合用荫人奏裁外，其余断讫以闻。官吏特免收坐一次。”
凡应配役者傅军籍，用重曲者黥其面。会赦，则有司上其罪状，情轻者纵之，重者终身不释。初，徒罪非有官当赎铜者，在京师则隶将作监役，兼役之宫中，或输作左校、右校役。开宝五年，御史台言：“若此者，虽有其名，无复役使。遇祠祭，供水火，则有本司供官。望令大理依格断遣。”于是并送作坊役之。
太宗以国初诸方割据，沿五代之制，罪人率配隶西北边，多亡投塞外，诱羌为寇。乃诏：“当徒者，勿复隶秦州、灵武、通远军及缘边诸郡。”时江、广已平，乃皆流南方。先是，犯死罪获贷者，多配隶登州沙门岛及通州海岛，皆有屯兵使者领护。而通州岛中凡两处官煮盐，豪强难制者隶崇明镇，懦弱者隶东州市。太平兴国五年，始令分隶盐亭役之，而沙门如故。端拱二年，诏免岭南流配荷校执役。初，妇人有罪至流，亦执针配役。至是，诏罢免之。始令杂犯至死贷命者，勿流沙门岛，止隶诸州牢城。旧制，僮仆有犯，得私黥其面。帝谓：“僮使受佣，本良民也。”诏：“盗主财者，杖脊、黥面配牢城，勿私黥之。十贯以上配五百里外，二十贯以上奏裁。”帝欲宽配隶之刑，祥符六年，诏审刑院、大理寺、三司详定以闻。既而取犯茶盐矾曲、私铸造军器、市外蕃香药、挟铜钱诱汉口出界、主吏盗货官物、夜聚为妖，比旧法咸从轻减
乾兴以前，州军长吏往往擅配罪人。仁宗即位，首下诏禁止，且令情非巨蠹者，须奏待报。又诏诸路按察官取乾兴赦前配隶兵籍者，列所坐罪状以闻。自是赦书下，辄及之。初，京师裁造院募女工，而军士妻有罪，皆配隶南北作坊。天圣初，特诏释之，听自便。妇人应配，则以妻窑务或军营致远务卒之无家者，着为法。时又诏曰：“闻配徒者，其妻子流离道路，罕能生还，朕甚怜之。自今应配者，录具狱刑名及所配地里，上尚书刑部详覆。”未几，又诏应配者，须长吏以下集听事虑问。后以奏牍烦冗，罢录具狱，第以单状上承进司。既又罢虑问焉。
知益州薛田言：“蜀人配徒他路者，请虽老疾毋得释。”帝曰：“远民无知犯法，终身不得还乡里，岂朕意哉？察其情可矜者许还。”后复诏罪状犷恶者勿许。初，令配隶罪人皆奏待报，既而系狱淹久，奏请烦数。明道二年，乃诏有司参酌轻重，着为令。凡命官犯重罪，当配隶，则于外州编管，或隶牙校。其坐死特贷者，多杖、黥配远州牢城，经恩量移，始免军籍。天圣初，吏同时以赃败者数人，悉窜之岭南，下诏申儆在位。有平羌县尉郑宗谔者，受赇枉法抵死，会赦当夺官。帝问辅臣曰：“尉奉月几何，岂禄薄不足自养邪？”王钦若对曰：“奉虽薄，廉士固亦自守。”特杖宗谔，配隶安州。其后数惩贪吏，至其末年，吏知以廉自饰，犯法者稍损于旧矣。
罪人贷死者，旧多配沙门岛，至者多死。景佑中，诏当配沙门岛者，第配广南地牢城，广南罪人乃配岭北。然其后又有配沙门岛者。庆历三年，既疏理天下系囚，因诏诸路配役人皆释之。六年，又诏曰：“如闻百姓抵轻罪，而长吏擅刺隶他州，朕甚悯焉。自今非得于法外从事者，毋得辄刺罪人。”皇佑中，即赦，命知制诰曾公亮、李绚阅所配人罪状以闻，于是多所宽纵。公亮请着为故事，且请益、梓、利、夔四路就委转运、钤辖司阅之。自后每赦命官，率以为常。配隶重者沙门岛砦，其次岭表，其次三千里至邻州，其次羁管，其次迁乡。断讫，不以寒暑，实时上道。吴充建请：“流人冬寒被创，上道多冻死。请自今非情理巨蠹，遇冬月听留役本处，至春月遣之。”诏可。 熙宁二年，比部郎中、知房州张仲宣尝檄巡检体究金州金坑，无甚利。土人惮兴作，以金八两求仲宣不差官。及事觉，法官坐仲宣枉法赃应绞，援前比贷死，杖脊、黥配海岛。知审刑院苏颂言：“仲宣所犯，可比恐喝条。且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有罪得乘车，今刑为徒隶，其人虽无足矜，恐污辱衣冠尔。”遂免杖、黥，流贺州。自是命官无杖黥法。
六年，审刑院言：“登州沙门砦配隶，以二百人为额，余则移置海外，非禁奸之意。”诏以三百人为额。广南转运司言：“春州瘴疠之地，配隶至者十死八九，愿停配罪人。”诏：“应配沙门岛者，许配春州，余勿配。”既而诸配隶除凶盗外，少壮者并寘河州，止五百人。初，神宗以流人去乡邑，疾死于道，而护送禁卒，往来劳费，用张诚一之议，随所在配诸军重役。后中丞黄履等言，罢之。凡犯盗，刺环于耳后：徒、流，方；杖，圆；三犯杖，移于面。径不过五分。
元佑六年，刑部言：“诸配隶沙门岛，强盗杀人纵火，赃满五万钱、强奸殴伤两犯致死，累赃至二十万钱、谋杀致死，及十恶死罪，造蛊已杀人者，不移配。强盗徒党杀人不同谋，赃满二十五万，遇赦移配广南，溢额者配隶远恶。余犯遇赦移配荆湖南北、福建路诸州，溢额者配隶广南。在沙门岛满五年，遇赦不该移配与不许给还而年及六十以上者，移配广南。在岛十年者，依余犯格移配。笃疾或年及七十、在岛三年以上，移配近乡州军。犯状应移而老疾者同。其永不放还者，各加二年移配。”后又定令：“沙门岛已溢额，移配琼州、万安军、昌化、朱崖军。”
绍圣三年，刑部侍郎邢恕等言：“艺祖初定天下，主典自盗，赃满者往往抵死。仁祖之初，尚不废也。其后用法稍宽，官吏犯自盗，罪至极法，率多贷死。然甚者犹决刺配岛，钱仙芝带馆职，李希甫历转运使，不免也。比朝廷用法益宽，主典人吏军司有犯，例各贷死，略无差别。欲望进述祖宗故事，凡自盗，计赃多者，间出睿断，以肃中外。”诏：“今后应枉法自盗，罪至死、赃数多者，并取旨。”
或患加役流法太重，官有监驱之劳，而道路有奔亡之虑。苏颂元丰中尝建议：“请依古置圜土，取当流者治罪讫，髡首钳足，昼则居作，夜则置之圜土。满三岁而后释，未满岁而遇赦者，不原。既释，仍送本乡，讥察出入。又三岁不犯，乃听自如。”时未果行。崇宁中，始从蔡京之请，令诸州筑圜土以居强盗贷死者。昼则役作，夜则拘之，视罪之轻重，以为久近之限。许出圜土日充军，无过者纵释。行之二年，其法不便，乃罢。大观元年，复行。四年，复罢。
南渡后，诸配隶，《祥符编敕》止四十六条，庆历中，增至百七十余条。至于淳熙，又增至五百七十条，则四倍于庆历矣。配法既多，犯者日众，黥配之人，所至充斥。淳熙十一年，校书郎罗点言其太重，乃诏刑、寺集议奏闻。至十四年，未有定论。其后臣僚议，以为“若止居役，不离乡井，则几惠奸，不足以惩恶；若尽用配法，不恤黥刺，则面目一坏，谁复顾藉？强民适长威力，有过无由自新。检照《元丰刑部格》，诸编配人自有不移、不放及移放条限；《政和编配格》又有情重、稍重、情轻、稍轻四等。若依仿旧格，稍加参订，如入情重，则仿旧刺面，用不移不放之格；其次稍重，则止刺额角，用配及十年之格；其次稍轻，则与免黥刺，用不刺面、役满放还之格；其次最轻，则降为居役，别立年限纵免之格。傥有从坐编管，则置之本城，减其放限。如此，则于见行条法并无抵牾，且使刺面之法，专处情犯凶蠹，而其它偶丽于罪，皆得全其面目，知所顾藉，可以自新。省黥徒，销奸党，诚天下之切务。”即诏有司裁定，其后迄如旧制。
嘉泰四年，臣僚言：“配隶之人，盖有两等。其乡民一时斗殴杀伤，及胥吏犯赃贷命流配等，设使逃逸，未必能为大过，止欲从徒，配本州牢城重役，限满给据，复为良民。至于累犯强盗，及聚众贩卖私商，曾经杀伤捕获之人，非村民、胥吏之比，欲并配屯驻军，立为年限，限满改刺从正军。”从之。其所配之地，自高宗来，或配广南海外四州，或配淮、汉、四川，迄度宗之世无定法，皆不足纪也。
凡内外所上刑狱，刑部、审刑院、大理寺参主之，又有纠察在京刑狱司以相审覆。官制即行，罢审刑、纠察，归其职于刑部。四方之狱，则提点刑狱统治之。官司之狱：在开封，有府司、左右军巡院；在诸司，有殿前、马步军司及四排岸；外则三京府司、左右军巡院，诸州军院、司理院，下至诸县皆有狱。诸狱皆置楼牖，设浆铺席，持具沐浴，食令温暖，寒则给薪炭、衣物，暑则五日一涤枷杻。郡县则所职之官躬行检视，狱敝则修之使固。 神宗即位初，诏曰：“狱者，民命之所系也。比闻有司岁考天下之奏，而多瘐死。深惟狱吏并缘为奸，检视不明，使吾元元横罹其害。《书》不云乎：‘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其具为令：应诸州军巡司院所禁罪人，一岁在狱病死及二人，五县以上州岁死三人，开封府司、军巡岁死七人，推吏、狱卒皆杖六十，增一人则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典狱官如推狱，经两犯即坐从违制。提点刑狱岁终会死者之数上之，中书检察。死者过多，官吏虽已行罚，当更黜责。”
未几，复诏：“失入死罪，已决三人，正官除名编管，贰者除名，次贰者免官勒停，吏配隶千里。二人以下，视此有差。不以赦降、去官原免。未决，则比类递降一等；赦降、去官，又减一等。令审刑院、刑部断议官，岁终具尝失入徒罪五人以上，京朝官展磨勘年，幕职、州县官展考，或不与任满指射差遣，或罢，仍即断绝支赐。”以前法未备，故有是诏。又尝诏：“官司失入人罪，而罪人应原免，官司犹论如法，即失出人罪。若应徒而杖，罪人应原免者，官司乃得用因罪人以致罪之律。”
帝以国初废大理狱非是，元丰元年诏曰：“大理有狱尚矣。今中都官有所劾治，皆寓系开封诸狱，囚既猥多，难于隔讯，盛夏疾疫，传致瘐死，或主者异见，岁时不决，朕甚愍焉。其复大理狱，置卯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专主鞫讯；检法官二人，主簿一人。应三司、诸寺监吏犯杖、笞不俟追究者，听即决，余悉送大理狱。其应奏者，并令刑部、审刑院详断。应天下奏按亦上之。”五年，分命少卿左断刑、右治狱。断刑则评事、检法详断，丞议，正审；治狱则丞专推劾，主簿掌按劾，少卿分领其事，而卿总焉。六年，刑部言：“旧详断官分公按讫，主判官论议改正，发详议官复议。有差失问难，则书于检尾，送断官改正，主判官审定，然后判成。自详断官归大理为评事、司直，议官为丞，所断按草，不由长贰，类多差忒。”乃定制：“服评事、司直与正为断司，丞与长贰为议司。凡断公按，正先详其当否，论定则签印注日，移议司复议，有辨难，乃具议改正，长贰更加审定，然后判成录奏。
元佑初，三省言：“旧置纠察司，盖欲察其违慢，所以谨重狱事，罢归刑部，无复纠察之制。请以纠察职事委御史台刑察兼之，台狱则尚书省右司纠察之。”
三年，罢大理寺狱。初，大理置狱，本以囚系淹滞，俾狱事有所统，而大理卿崔台符等不能奉承德意，虽士大夫若命妇，狱辞小有连逮，辄捕系。凡逻者所探报，即下之狱。傅会锻炼，无不诬服。至是，台符等皆得罪，狱乃罢。 八年，中书省言：“昨诏同外，岁终具诸狱囚死之数。而诸路所上，遂以禁系二十而死一者不具，即是岁系二百人，许以十人狱死，恐州县弛意狱事，甚非钦恤之意。诏刑部自今不许辄分禁系之数。绍圣二年，户部如三司故事，置推勘检法官，应在京诸司事干钱谷当追究者，从杖已下即定断。
三年，复置大理寺右治狱，官属视元丰员，仍增置司直一员。大理卿路昌衡请：“分大理寺丞为左、右推，若有翻异，自左移右。再变，即命官审问，或御史台推究。不许开封府互勘及地分探报，庶革互送挟仇之弊。徒已上罪移御史台。命官追摄者，悉依条。若探报涉虚、用情托者，并收坐以闻。”
初，法寺断狱，大辟失入有罚，失出不坐。至是，以失出死罪五人比失入一人，失出徒、流罪三名，亦如之。着为令。元符三年，刑部言：“祖宗重失入之罪，所以恤刑。夫失出，臣下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请罢失出之责，使有事谳议之间，务尽忠恕。”诏可。政和三年，臣僚言：“远方官吏，文法既疏，刑罚失中，不能无冤。愿委耳目之官，季一分录所部囚禁，遇有冤抑，先释而后以闻。岁终较所释多寡，为之殿最。其徼功故出有罪者，论如法。”诏令刑部立法：诸入人徒、流之罪已结案，而录问官吏能驳正，或因事而能推正者，累及七人，比大辟一名推赏。
绍兴六年，令诸鞫勘有情款异同而病死者，提刑司研究之，如冤，申朝廷取旨。十二年，令诸推究翻异狱，毋差初官、荫子及新进士，择曾经历任人。二十七年，令监察御史每冬夏点狱，有鞫勘失实者，照刑部郎官，直行移送。二十九年，令杀人无证、尸不经验之狱，具案奏裁，委提刑审问。如有可疑及翻异，从本司差官重勘，案成上本路，移他监司审定，具案闻奏。否则监司再遣官勘之，又不伏，复奏取旨。先是，有司建议：“外路狱三经翻异，在千里内者移大理寺。”三十一年，刑部以为非祖宗法，遂厘正之。乾道中，诸州翻异之囚，既经本州，次檄邻路，或再翻异，乃移隔路，至有越两路者。官吏旁午于道，逮系者困于追对。四年，乃令：“鞫勘本路累尝差官犹称冤者，惟檄邻路，如尚翻异，则奏裁。”淳熙三年，令县尉权县事，毋自鞫狱，即令丞、簿参之。全阙，则于州官或邻县选官权摄之。
金作赎刑，盖以鞭扑之罪，情法有可议者，则宽之也。穆王赎及五刑，非法矣。宋损益旧制，凡用官荫得减赎，所以尊爵禄、养廉耻也。乾德四年，大理正高继申上言：“《刑统名例律》：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亲属犯罪，各有等第减赎。恐年代已深，不肖自恃先荫，不畏刑章。今犯罪身无官，须祖、父曾任本朝官，据品秩得减赎。如仕于前代，须有功惠及民、为时所推、历官三品以上，乃得请。”从之。后又定：“流内品官任流外职，准律文，徒罪以上依当赎法。诸司授勒留官及归司人犯徒流等罪，公罪许赎，私罪以决罚论。”淳化四年，诏诸州民犯罪，或入金赎，长吏得以任情而轻重之，自今不得以赎论。妇人犯杖以下，非故为，量轻重笞罚或赎铜释之。 仁宗深悯夫民之无知也，欲立赎法以待薄刑，乃诏有司曰：“先王用法简约，使人知禁而易从。后代设茶、酒、监税之禁，夺民厚利，刑用滋章。今之《编敕》，皆出律外，又数改更，官吏且不能晓，百姓安得闻之？一陷于理，情虽可哀，法不得赎。岂礼乐之化未行，而专用刑罚之弊与？汉文帝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几于刑措。其议科条非着于律者，或冒利犯禁，奢侈违令，或过误可悯，别为赎法。乡民以谷麦，市人以钱帛，使民重谷麦，免刑罚，则农桑自劝，富寿可期矣。”诏下，论者以为富人得赎而贫者不能免，非朝廷用法之意。时命辅臣分总职事，以参知政事范仲淹领刑法，未及有所建明而仲淹罢，事遂寝。至和初，又诏：“前代帝王后，尝仕本朝，官不及七品者，祖父母、父母、妻子罪流以下，听赎。虽不仕而尝被赐予者，有罪，非巨蠹，亦如之。”随州司理参军李父抃殴人死，抃上所授官以赎父罪，帝哀而许之。君子谓之失刑，然自是未尝为此。而终宋之世，赎法惟及轻刑而已。
恩宥之制，凡大赦及天下，释杂犯死罪以下，甚则常赦所不原罪，皆除之。凡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别京，或畿内。凡德音，则死及流罪降等，余罪释之，间亦释流罪。所被广狭无常。又，天子岁自录京师系囚，畿内则遣使，往往杂犯死罪以下第降等，杖、笞释之，或徒罪亦得释。若并及诸路，则命监司录焉。 初，太宗尝因郊礼议赦，有秦再恩者，上书愿勿赦，引诸葛亮佐刘备数十年不赦事。帝颇疑之。时赵普对曰：“凡郊祀肆眚，圣朝彝典，其仁如天，若刘备区区一方，臣所不取。”上善之，遂定赦。
初，太祖将祀南郊，诏：“两京、诸道，自十月后犯强窃盗，不得预郊祀之赦。所在长吏告谕，民无冒法。”是后将祀，必先申明此诏。天圣五年，马亮言：“朝廷虽有是诏，而法官断狱乃言终是会赦，多所宽贷，惠奸失诏旨。”遂诏：“已下约束而犯劫盗，及官典受赃，勿复奏，悉论如律。”七年春，京师雨，弥月不止。仁宗谓辅臣曰：“岂政事未当天心耶？”因言：“向者大辟覆奏，州县至于三，京师至于五，盖重人命如此。其戒有司，决狱议罪，毋或枉滥。”又曰：“赦不欲数，然舍是无以召和气。”遂命赦天下。
帝在位久，明于人之情伪，尤恶讦人阴事，故一时士大夫习为惇厚。久之，小人乘间密上书，疏人过失，好事稍相与唱和，又按人赦前事。翰林学士张方平、御史吕诲以为言，因下诏曰：“盖闻治古，君臣同心，上下协穆，而无激讦之俗，何其德之盛也！朕窃慕焉。嘉与公卿大夫同底斯道，而教化未至，浇薄日滋。比者中外群臣，多上章言人过失，暴扬难验之罪，或外托公言，内缘私忿，诋欺暖昧，苟陷善良。又赦令者，所以与天下更始，而有司多举按赦前之事，殆非信命令，重刑罚，使人洒心自新之意也。今有上言告人罪，言赦前事者，讯之。至于言官，宜务大体，非事关朝政，自余小过细故，勿须察举。”
神宗即位，又诏曰：“夫赦令，国之大恩，所以荡涤瑕秽，纳于自新之地，是以圣王重焉。中外臣僚多以赦前事捃摭吏民，兴起狱讼，苟有诖误，咸不自安，甚非持心近厚之义，使吾号令不信于天下。其内外言事、按察官，毋得依前举劾，具按取旨，否则科违制之罪。御史台觉察弹奏，法寺有此奏按，许举驳以闻。”知谏院司马光言曰：“按察之官，以赦前事兴起狱讼，禁之诚为大善。至于言事之官，事体稍异。何则？御史之职，本以绳按百僚，纠摘隐伏。奸邪之状，固非一日所为。国家素尚宽仁，数下赦令，或一岁之间至于再三，若赦前之事皆不得言，则其可言者无几矣。万一有奸邪之臣，朝廷不知，误加进用，御史欲言则违今日之诏，若其不言，则陛下何从知之？臣恐因此言者得以借口偷安，奸邪得以放心不惧。此乃人臣之至幸，非国家之长利也。请追改前诏，刊去‘言事’两字。”光论至再，帝谕以“言者好以赦前事诬人”，光对曰：“若言之得实，诚所欲闻，若其不实，当罪言者。”帝命光送诏于中书。
熙宁七年三月，帝以旱，欲降赦。时已两赦，王安石曰：“汤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事不节与？’若一岁三赦，是政不节矣，非所以弭灾也。”乃止。八年，编定《废免人叙格》，常赦则郡县以格叙用，凡三期一叙，即期未满而遇非次赦者，亦如之。
元佑元年，门下省言：“当官以职事堕旷，虽去官不免，犹可言。至于赦降大恩，与物更始，虽劫盗杀人亦蒙宽宥，岂可以一事差失，负罪终身？今刑部所修不以去官、赦降原减条，请更删改。”
徽宗在位二十五年，而大赦二十六，曲赦十四，德音三十七。而南渡之后，绍熙岁至四赦，盖刑政紊而恩益滥矣。 宋自祖宗以来，三岁遇郊则赦，此常制也。世谓三岁一赦，于古无有。景佑中，言者以为：“三王岁祀圜丘，未尝辄赦。自唐兴兵以后，事天之礼不常行，因有大赦，以荡乱狱。且有罪者宽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无怨。不能自新，将复为恶，不能无怨，将悔为善。一赦而使民悔善长恶，政教之大患也。愿罢三岁一赦，使良民怀惠，凶人知禁。或谓未可尽废，即请命有司，前郊三日理罪人，有过误者引而赦之。州县须诏到仿此。”疏奏，朝廷重其事，第诏：“罪人情重者，毋得以一赦免。”然亦未尝行
明年二月庚子，诏：“今后谋杀人自首，并奏听敕裁。”是月，除安石参知政事，于是奏以为：“律意，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若已杀，从故杀法，则为首者必死，不须奏裁；为从者自有编敕奏裁之文，不须复立新制。”与唐介等数争议帝前，卒从安石议。复诏：“自今并以去年七月诏书从事。”判刑部刘述等又请中书、枢密院合议，中丞吕诲、御史刘琦、钱顗皆请如述奏，下之二府。帝以为律文甚明，不须合议。而曾公亮等皆以博尽同异、厌塞言者为无伤，乃以众议付枢密院。文彦博以为：“杀伤者，欲杀而伤也，即已杀者不可首。”吕公弼以为：“杀伤于律不可首。请自今已杀伤依律，其从而加功自首，即奏裁。”陈升之、韩绛议与安石略同。会富弼入相，帝令弼议，而以疾病，久之弗议，至是乃决，而弼在告，不预也。
苏州民张朝之从兄以枪戮死朝父，逃去，朝执而杀之。审刑、大理当朝十恶不睦，罪死。案既上，参知政事王安石言：“朝父为从兄所杀，而朝报杀之，罪止加役流，会赦，应原。”帝从安石议，特释朝不问。更命吕公着等定议刑名，议不称安石意，乃自具奏。初，曾公亮以中书论正刑名为非，安石曰：“有司用刑不当，则审刑、大理当论正；审刑、大理用刑不当，即差官定议；议既不当，即中书自宜论奏，取决人主。此所谓国体。岂有中书不可论正刑名之理？” 三年，中书上刑名未安者五：
其一，岁断死刑几二千人，比前代殊多。如强劫盗并有死法，其间情状轻重有绝相远者，使皆抵死，良亦可哀。若为从情轻之人别立刑，如前代斩右趾之比，足以止恶而除害。禁军非在边防屯戍而逃者，亦可更宽首限，以收其勇力之效。 其二，徒、流折杖之法，禁纲加密，良民偶有抵冒，致伤肌体，为终身之辱；愚顽之徒，虽一时创痛，而终无愧耻。若使情理轻者复古居作之法，遇赦第减月日，使良善者知改过自新，凶顽者有所拘系。
其三，刺配之法二百余条，其间情理轻者，亦可复古徒流移乡之法，俟其再犯，然后决刺充军。其配隶并减就本处，或与近地。凶顽之徒，自从旧法。编管之人，亦迭送他所，量立役作时限，无得髡钳。 其四，令州县考察士民，有能孝悌力田为众所知者，给帖付身。偶有犯令，情轻可恕者，特议赎罚；其不悛者科决。 其五，奏裁条目繁多，致淹刑禁，亦宜删定。
诏付编敕所详议立法。
初，韩绛尝请用肉刑，曾布复上议曰：“无王之制刑罚，未尝不本于仁，然而有断肢体、刻肌肤以至于杀戮，非得已也。盖人之有罪，赎刑不足以惩之，故不得已而加之以墨、劓、剕、宫、大辟，然审适轻重，则又有流宥之法。至汉文帝除肉刑而定笞棰之令，后世因之以为律。大辟之次，处以流刑，代墨、劓、剕、宫，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轻重之差。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井，转徙四方，固不为患，而居作一年，即听附籍，比于古亦轻矣。况折杖之法，于古为鞭扑之刑，刑轻不能止恶，故犯法日益众，其终必至于杀戮，是欲轻而反重也。今大辟之目至多，取其情可贷者，处之以肉刑，则人之获生者必众。若军士亡去应斩，贼盗赃满应绞，则刖其足；犯良人于法应死，而情轻者处以宫刑。至于劓、墨，则用刺配之法。降此而后为流、徒、杖、笞之罪，则制刑有差等矣。”议既上，帝问可否于执政，王安石、冯京互有论辨，迄不果行。枢密使文彦博亦上言：“唐末、五代，用重典以救时弊，故法律之外，徒、流或加至于死。国家承平百年，当用中典，然犹因循有重于旧律者，若伪造官文书，律止流二千里，今断从绞。近凡伪造印记，再犯不至死者，亦从绞坐。夫持杖强盗，本法重于造印，今造印再犯者死，而强盗再犯赃不满五匹者不死，则用刑甚异于律文矣。请检详刑名重于旧律者，以敕律参考，裁定其当。”诏送编敕所。 又诏审刑院、大理寺议重赃并满轻赃法。审刑院言：“所犯各异之赃，不待罪等而累并，则于律义难通，宜如故事。”而大理寺言：“律称，以赃致罪，频犯者并累科；若罪犯不等者，即以重赃并满轻赃各倍论；累并不加重者止从重。盖律意以频犯赃者，不可用二罪以上之法，故令累科；为非一犯，故令倍论。此从宽之一也。然六赃轻重不等，若犯二赃以上者，不可累轻以从重，故令并重满轻满轻。此从宽之二也。若以重并轻后加重，则止从一重，盖为进则改从于轻法，退亦不至于容奸。而《疏议》假设之法，适皆罪等者，盖一时命文耳。若罪等者尽数累并，不等者止科一赃，则恐知法者足以为奸，不知者但系临时幸与不幸，非律之本意也。”帝是大理议，行之。八年，洪州民有犯徒而断杖者，其余罪会恩免，官吏失出，当劾。中书堂后官刘衮驳议，以谓“律因罪人，以致罪，罪人遇恩者，准罪人原法。洪州官吏当原。“又请自令官司出入人罪，皆用此令。而审刑院、大理寺以谓：“失入人罪，乃官司误致罪于人，难用此令。其失出者，宜如衮议。”
无丰三年，周清言：“审刑院、刑部奏断妻谋杀案问自首，变从故杀法，举轻明重，断入恶逆斩刑。窃详律意，妻谋杀夫，已杀，合入恶逆，以按问自首，变从故杀法，宜用妻殴夫死法定罪。且十恶条，谋与故斗杀夫，方入恶逆，若谋而未杀，止当不睦。既用举轻明重，宜从谋而未杀法，依敕当决重杖处死，恐不可入恶逆斩刑。”下审刑院、刑部参详，如清议。
邵武军奏谳，妇与人奸，谋杀其夫，已而夫醉归，奸者自杀之。法寺当妇谋杀为从，而刑部郎中杜纮议妇罪应死。又兴元府奏谳，梁怀吉往视出妻之病，因寄粟，其子辄取食之，怀吉殴其子死。法寺以盗粟论，而当怀吉杂犯死罪，引赦原。而纮议出妻受寄粟，而其子辄费用，不入捕法。议既上，御史台论纮议不当，诏罚金，仍展年磨勘。而侍郎崔台符以下三人无所可否，亦罚金。 八年，尚书省言：“诸获盗，有已经杀人，及元犯强奸、强盗贷命断配之人，再犯捕获，有司例用知人欲告、或按问自首减免法。且律文自首减等断遣者，为其情非巨蠹，有改过自新之心。至于奸、盗，与余犯不同，难以例减。请强盗已杀人，并强奸或元犯强盗贷命，若持杖三人以上，知人欲告、按问欲举而自首，及因人首告应减者，并不在减等例。”初，王安石与司马光争议按问自首法，卒从安石议。至是，光为相，复申前议改焉。乃诏：“强盗按问欲举自首者，不用减等。”既而给事中范纯仁言：“熙宁按问欲举条并得原减，以容奸太多，元丰八年，别立条制。窃详已杀人、强奸，于法自不当首，不应更用按问减等。至于贷命及持杖强盗，亦不减等，深为太重。按《嘉佑编敕》：‘应犯罪之人，因疑被执，赃证未明，或徒党就擒，未被指说，但诘问便承，皆从律按问欲举首减之科。若已经诘问，隐拒本罪，不在首减之例。’此敕当理，当时用之，天下号为刑平。请于法不首者，自不得原减，其余取《嘉佑编敕》定断，则用法当情，上以广好生之德，下则无一夫不获之冤。”从之。
又诏：“诸州鞫讯强盗，情理无可悯，刑名无疑虑，而辄奏请，许刑部举驳，重行朝典，无得用例破条。”从司马光之请也。光又上言：“杀人不死，伤人不刑，尧、舜不能以致治。刑部奏钞兖、怀、耀三州之民有斗杀者，皆当论死，乃妄作情理可悯奏裁，刑部即引旧例贷之。凡律、令、敕、式或不尽载，则有司引例以决。今斗杀当死，自有正条，而刑部承例免死决配，是斗杀条律无所用也。请自今诸州所奏大辟，情理无可悯，刑名无可疑，令刑部还之，使依法处断。若实有可悯、疑虑，即令刑部具其实于奏钞，先拟处断，门下省审覆。如或不当，及用例破条，即驳奏取旨勘之。”
元佑元年，纯仁又言：“前岁四方奏谳，大辟凡二百六十四，死者止二十五人，所活垂及九分。自去年改法，至今未及百日，所奏按凡一百五十四，死者乃五十七人，所活才及六分已上。臣固知未改法前全活数多，其间必有曲贷，然犹不失‘罪疑惟轻’之仁；自改法后，所活数少，其间必有滥刑，则深亏‘宁失不经’之义。请自今四方奏大辟按，并令刑部、大理寺再行审覆，略具所犯及元奏因依，令执政取旨裁断，或所奏不当，亦原其罪。如此则无冤滥之狱。”
又因尚书省言，远方奏谳，待报淹系，始令川、广、福建、荆南路罪人，情轻法重当奏断者，申安抚或钤辖司酌情决断乃奏。门下侍郎韩维言：“天下奏按，必断于大理，详议于刑部，然后上之中书，决之人主。近岁有司但因州郡所请，依违其言，即上中书，贴例取旨，故四方奏谳日多于前。欲望刑清事省，难矣。自今大理寺受天下奏按，其有刑名疑虑、情理可悯，须具情法轻重条律，或指所断之法，刑部详审，次第上之。”诏刑部立法以闻。
崇宁五年，诏：“民以罪丽法，情有重轻，则法有增损。故情重法轻，情轻法重，旧有取旨之令。今有司惟情重法轻则请加罪，而法重情轻则不奏减，是乐于罪人，而难于用恕，非所以为钦恤也。自今宜遵旧法取旨，使情法轻重各适其中，否则以违制论。”宣和六年，臣僚言：“元丰旧法，有情轻法重，情重法轻，若入大辟，刑名疑虑，并许奏裁。比来诸路以大辟疑狱决于朝廷者，大理寺类以‘不当’劾之。夫情理巨蠹，罪状明白，奏裁以幸宽贷，固在所戒；然有疑而难决者，一切劾之，则官吏莫不便文自营。臣恐天下无复以疑狱奏矣。愿诏大理寺并依元丰法。”从之。
绍兴初，州县盗起，道不通，诏应奏裁者，权减降断遣以闻。既而奏谳者多得轻贷，官无失入之虞，而吏有鬻狱之利，往往不应奏者，率奏之。 三年，乃诏大辟应奏者，提刑司具因依缴奏。宣州民叶全二盗檀偕窖钱，偕令佃人阮授、阮捷杀全二等五人，弃尸水中，有司以“尸不经验”奏。侍御史辛炳言偕系故杀，众证分明，以近降法，不应奏。诸狱不当奏而奏者虽不论罪，今宣州观望，欲并罪之。帝曰：“若宣州加罪，则实有疑者亦不复奏陈矣。”于是法寺、刑部止罚金。 五年，给事中陈与义奏有司多妄奏出入人罪，帝为申严立法，终不悛。
二十六年，右正言凌哲复上疏曰：“汉高入关，悉除秦法，与民约法三章耳。所谓杀人者死，实居其首。司马光有言：‘杀人者不死，虽尧、舜不能以致治。’斯言可谓至当矣。臣窃见诸路州、军大辟，虽刑法相当者，类以可悯奏裁。自去岁郊后距今，大辟奏裁者五十余人中，有实犯故杀、斗杀常赦所不原者，法既无疑，情无可悯，刑、寺并皆奏裁贷减。彼杀人者可谓幸矣，被杀者衔恨九原，何时已邪？臣恐强暴之风滋长，良善之人莫能自保，其于刑政，为害非细。应今后大辟，情法相当、无可悯者，所司辄奏裁减贷者，乞令台臣弹劾。”帝览奏，曰：“但恐诸路灭裂，实有情理可悯之人，一例不奏，有失钦恤之意。”令刑部坐条行下。
驯至乾道，谳狱之弊，日益滋甚。孝宗乃诏有司缘情引条定断，更不奏裁。其后刑部侍郎方滋言：“有司断罪，其间有情重法轻，情轻法重，情理可悯，刑名疑虑，命官犯罪，议亲议故之类，难以一切定断。今后宜于敕律条令，明言合奏裁事件，乞并依建隆三年敕文。”从之。 六年，臣僚请：“今后大辟，只以为首应坐死罪者奏，为从不应坐死者，先次决遣。及流、徒罪，不许作情重取旨。不然，则坐以不应奏而奏之罪。”从之。
至理宗时，往往谳不时报，囚多瘐死。监察御史程元凤奏曰：“今罪无轻重，悉皆送狱，狱无大小，悉皆稽留。或以追索未齐而不问，或以供款未圆而不呈，或以书拟未当而不判，狱官视以为常，而不顾其迟，狱吏留以为利，而惟恐其速。奏案申牒既下刑部，迟延日月方送理寺。理寺看详，亦复如之。寺回申部，部回申省，动涉岁月。省房又未遽为呈拟，亦有呈拟而疏驳者，疏驳岁月，又复如前。展转迟回，有一二年未报下者。可疑可矜，法当奏谳，矜而全之，乃反迟回。有矜贷之报下，而其人已毙于狱者；有犯者获贷，而干连病死不一者，岂不重可念哉？请自今诸路奏谳，即以所发月日申御史台，从台臣究省、部、法寺之慢。”从之。而所司延滞，寻复如旧。 景定元年，乃下诏曰：“比诏诸提刑司，取翻异驳勘之狱，从轻断决。而长吏监司多不任责，又引奏裁，甚者有十余年不决之狱。仰提刑司、守臣审勘，或前勘未尽，委有可疑，除命官、命妇、宗妇、宗女及合用荫人奏裁外，其余断讫以闻。官吏特免收坐一次。”
凡应配役者傅军籍，用重曲者黥其面。会赦，则有司上其罪状，情轻者纵之，重者终身不释。初，徒罪非有官当赎铜者，在京师则隶将作监役，兼役之宫中，或输作左校、右校役。开宝五年，御史台言：“若此者，虽有其名，无复役使。遇祠祭，供水火，则有本司供官。望令大理依格断遣。”于是并送作坊役之。
太宗以国初诸方割据，沿五代之制，罪人率配隶西北边，多亡投塞外，诱羌为寇。乃诏：“当徒者，勿复隶秦州、灵武、通远军及缘边诸郡。”时江、广已平，乃皆流南方。先是，犯死罪获贷者，多配隶登州沙门岛及通州海岛，皆有屯兵使者领护。而通州岛中凡两处官煮盐，豪强难制者隶崇明镇，懦弱者隶东州市。太平兴国五年，始令分隶盐亭役之，而沙门如故。端拱二年，诏免岭南流配荷校执役。初，妇人有罪至流，亦执针配役。至是，诏罢免之。始令杂犯至死贷命者，勿流沙门岛，止隶诸州牢城。旧制，僮仆有犯，得私黥其面。帝谓：“僮使受佣，本良民也。”诏：“盗主财者，杖脊、黥面配牢城，勿私黥之。十贯以上配五百里外，二十贯以上奏裁。”帝欲宽配隶之刑，祥符六年，诏审刑院、大理寺、三司详定以闻。既而取犯茶盐矾曲、私铸造军器、市外蕃香药、挟铜钱诱汉口出界、主吏盗货官物、夜聚为妖，比旧法咸从轻减
乾兴以前，州军长吏往往擅配罪人。仁宗即位，首下诏禁止，且令情非巨蠹者，须奏待报。又诏诸路按察官取乾兴赦前配隶兵籍者，列所坐罪状以闻。自是赦书下，辄及之。初，京师裁造院募女工，而军士妻有罪，皆配隶南北作坊。天圣初，特诏释之，听自便。妇人应配，则以妻窑务或军营致远务卒之无家者，着为法。时又诏曰：“闻配徒者，其妻子流离道路，罕能生还，朕甚怜之。自今应配者，录具狱刑名及所配地里，上尚书刑部详覆。”未几，又诏应配者，须长吏以下集听事虑问。后以奏牍烦冗，罢录具狱，第以单状上承进司。既又罢虑问焉。
知益州薛田言：“蜀人配徒他路者，请虽老疾毋得释。”帝曰：“远民无知犯法，终身不得还乡里，岂朕意哉？察其情可矜者许还。”后复诏罪状犷恶者勿许。初，令配隶罪人皆奏待报，既而系狱淹久，奏请烦数。明道二年，乃诏有司参酌轻重，着为令。凡命官犯重罪，当配隶，则于外州编管，或隶牙校。其坐死特贷者，多杖、黥配远州牢城，经恩量移，始免军籍。天圣初，吏同时以赃败者数人，悉窜之岭南，下诏申儆在位。有平羌县尉郑宗谔者，受赇枉法抵死，会赦当夺官。帝问辅臣曰：“尉奉月几何，岂禄薄不足自养邪？”王钦若对曰：“奉虽薄，廉士固亦自守。”特杖宗谔，配隶安州。其后数惩贪吏，至其末年，吏知以廉自饰，犯法者稍损于旧矣。
罪人贷死者，旧多配沙门岛，至者多死。景佑中，诏当配沙门岛者，第配广南地牢城，广南罪人乃配岭北。然其后又有配沙门岛者。庆历三年，既疏理天下系囚，因诏诸路配役人皆释之。六年，又诏曰：“如闻百姓抵轻罪，而长吏擅刺隶他州，朕甚悯焉。自今非得于法外从事者，毋得辄刺罪人。”皇佑中，即赦，命知制诰曾公亮、李绚阅所配人罪状以闻，于是多所宽纵。公亮请着为故事，且请益、梓、利、夔四路就委转运、钤辖司阅之。自后每赦命官，率以为常。配隶重者沙门岛砦，其次岭表，其次三千里至邻州，其次羁管，其次迁乡。断讫，不以寒暑，实时上道。吴充建请：“流人冬寒被创，上道多冻死。请自今非情理巨蠹，遇冬月听留役本处，至春月遣之。”诏可。 熙宁二年，比部郎中、知房州张仲宣尝檄巡检体究金州金坑，无甚利。土人惮兴作，以金八两求仲宣不差官。及事觉，法官坐仲宣枉法赃应绞，援前比贷死，杖脊、黥配海岛。知审刑院苏颂言：“仲宣所犯，可比恐喝条。且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有罪得乘车，今刑为徒隶，其人虽无足矜，恐污辱衣冠尔。”遂免杖、黥，流贺州。自是命官无杖黥法。
六年，审刑院言：“登州沙门砦配隶，以二百人为额，余则移置海外，非禁奸之意。”诏以三百人为额。广南转运司言：“春州瘴疠之地，配隶至者十死八九，愿停配罪人。”诏：“应配沙门岛者，许配春州，余勿配。”既而诸配隶除凶盗外，少壮者并寘河州，止五百人。初，神宗以流人去乡邑，疾死于道，而护送禁卒，往来劳费，用张诚一之议，随所在配诸军重役。后中丞黄履等言，罢之。凡犯盗，刺环于耳后：徒、流，方；杖，圆；三犯杖，移于面。径不过五分。
元佑六年，刑部言：“诸配隶沙门岛，强盗杀人纵火，赃满五万钱、强奸殴伤两犯致死，累赃至二十万钱、谋杀致死，及十恶死罪，造蛊已杀人者，不移配。强盗徒党杀人不同谋，赃满二十五万，遇赦移配广南，溢额者配隶远恶。余犯遇赦移配荆湖南北、福建路诸州，溢额者配隶广南。在沙门岛满五年，遇赦不该移配与不许给还而年及六十以上者，移配广南。在岛十年者，依余犯格移配。笃疾或年及七十、在岛三年以上，移配近乡州军。犯状应移而老疾者同。其永不放还者，各加二年移配。”后又定令：“沙门岛已溢额，移配琼州、万安军、昌化、朱崖军。”
绍圣三年，刑部侍郎邢恕等言：“艺祖初定天下，主典自盗，赃满者往往抵死。仁祖之初，尚不废也。其后用法稍宽，官吏犯自盗，罪至极法，率多贷死。然甚者犹决刺配岛，钱仙芝带馆职，李希甫历转运使，不免也。比朝廷用法益宽，主典人吏军司有犯，例各贷死，略无差别。欲望进述祖宗故事，凡自盗，计赃多者，间出睿断，以肃中外。”诏：“今后应枉法自盗，罪至死、赃数多者，并取旨。”
或患加役流法太重，官有监驱之劳，而道路有奔亡之虑。苏颂元丰中尝建议：“请依古置圜土，取当流者治罪讫，髡首钳足，昼则居作，夜则置之圜土。满三岁而后释，未满岁而遇赦者，不原。既释，仍送本乡，讥察出入。又三岁不犯，乃听自如。”时未果行。崇宁中，始从蔡京之请，令诸州筑圜土以居强盗贷死者。昼则役作，夜则拘之，视罪之轻重，以为久近之限。许出圜土日充军，无过者纵释。行之二年，其法不便，乃罢。大观元年，复行。四年，复罢。
南渡后，诸配隶，《祥符编敕》止四十六条，庆历中，增至百七十余条。至于淳熙，又增至五百七十条，则四倍于庆历矣。配法既多，犯者日众，黥配之人，所至充斥。淳熙十一年，校书郎罗点言其太重，乃诏刑、寺集议奏闻。至十四年，未有定论。其后臣僚议，以为“若止居役，不离乡井，则几惠奸，不足以惩恶；若尽用配法，不恤黥刺，则面目一坏，谁复顾藉？强民适长威力，有过无由自新。检照《元丰刑部格》，诸编配人自有不移、不放及移放条限；《政和编配格》又有情重、稍重、情轻、稍轻四等。若依仿旧格，稍加参订，如入情重，则仿旧刺面，用不移不放之格；其次稍重，则止刺额角，用配及十年之格；其次稍轻，则与免黥刺，用不刺面、役满放还之格；其次最轻，则降为居役，别立年限纵免之格。傥有从坐编管，则置之本城，减其放限。如此，则于见行条法并无抵牾，且使刺面之法，专处情犯凶蠹，而其它偶丽于罪，皆得全其面目，知所顾藉，可以自新。省黥徒，销奸党，诚天下之切务。”即诏有司裁定，其后迄如旧制。
嘉泰四年，臣僚言：“配隶之人，盖有两等。其乡民一时斗殴杀伤，及胥吏犯赃贷命流配等，设使逃逸，未必能为大过，止欲从徒，配本州牢城重役，限满给据，复为良民。至于累犯强盗，及聚众贩卖私商，曾经杀伤捕获之人，非村民、胥吏之比，欲并配屯驻军，立为年限，限满改刺从正军。”从之。其所配之地，自高宗来，或配广南海外四州，或配淮、汉、四川，迄度宗之世无定法，皆不足纪也。
凡内外所上刑狱，刑部、审刑院、大理寺参主之，又有纠察在京刑狱司以相审覆。官制即行，罢审刑、纠察，归其职于刑部。四方之狱，则提点刑狱统治之。官司之狱：在开封，有府司、左右军巡院；在诸司，有殿前、马步军司及四排岸；外则三京府司、左右军巡院，诸州军院、司理院，下至诸县皆有狱。诸狱皆置楼牖，设浆铺席，持具沐浴，食令温暖，寒则给薪炭、衣物，暑则五日一涤枷杻。郡县则所职之官躬行检视，狱敝则修之使固。 神宗即位初，诏曰：“狱者，民命之所系也。比闻有司岁考天下之奏，而多瘐死。深惟狱吏并缘为奸，检视不明，使吾元元横罹其害。《书》不云乎：‘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其具为令：应诸州军巡司院所禁罪人，一岁在狱病死及二人，五县以上州岁死三人，开封府司、军巡岁死七人，推吏、狱卒皆杖六十，增一人则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典狱官如推狱，经两犯即坐从违制。提点刑狱岁终会死者之数上之，中书检察。死者过多，官吏虽已行罚，当更黜责。”
未几，复诏：“失入死罪，已决三人，正官除名编管，贰者除名，次贰者免官勒停，吏配隶千里。二人以下，视此有差。不以赦降、去官原免。未决，则比类递降一等；赦降、去官，又减一等。令审刑院、刑部断议官，岁终具尝失入徒罪五人以上，京朝官展磨勘年，幕职、州县官展考，或不与任满指射差遣，或罢，仍即断绝支赐。”以前法未备，故有是诏。又尝诏：“官司失入人罪，而罪人应原免，官司犹论如法，即失出人罪。若应徒而杖，罪人应原免者，官司乃得用因罪人以致罪之律。”
帝以国初废大理狱非是，元丰元年诏曰：“大理有狱尚矣。今中都官有所劾治，皆寓系开封诸狱，囚既猥多，难于隔讯，盛夏疾疫，传致瘐死，或主者异见，岁时不决，朕甚愍焉。其复大理狱，置卯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专主鞫讯；检法官二人，主簿一人。应三司、诸寺监吏犯杖、笞不俟追究者，听即决，余悉送大理狱。其应奏者，并令刑部、审刑院详断。应天下奏按亦上之。”五年，分命少卿左断刑、右治狱。断刑则评事、检法详断，丞议，正审；治狱则丞专推劾，主簿掌按劾，少卿分领其事，而卿总焉。六年，刑部言：“旧详断官分公按讫，主判官论议改正，发详议官复议。有差失问难，则书于检尾，送断官改正，主判官审定，然后判成。自详断官归大理为评事、司直，议官为丞，所断按草，不由长贰，类多差忒。”乃定制：“服评事、司直与正为断司，丞与长贰为议司。凡断公按，正先详其当否，论定则签印注日，移议司复议，有辨难，乃具议改正，长贰更加审定，然后判成录奏。
元佑初，三省言：“旧置纠察司，盖欲察其违慢，所以谨重狱事，罢归刑部，无复纠察之制。请以纠察职事委御史台刑察兼之，台狱则尚书省右司纠察之。”
三年，罢大理寺狱。初，大理置狱，本以囚系淹滞，俾狱事有所统，而大理卿崔台符等不能奉承德意，虽士大夫若命妇，狱辞小有连逮，辄捕系。凡逻者所探报，即下之狱。傅会锻炼，无不诬服。至是，台符等皆得罪，狱乃罢。 八年，中书省言：“昨诏同外，岁终具诸狱囚死之数。而诸路所上，遂以禁系二十而死一者不具，即是岁系二百人，许以十人狱死，恐州县弛意狱事，甚非钦恤之意。诏刑部自今不许辄分禁系之数。绍圣二年，户部如三司故事，置推勘检法官，应在京诸司事干钱谷当追究者，从杖已下即定断。
三年，复置大理寺右治狱，官属视元丰员，仍增置司直一员。大理卿路昌衡请：“分大理寺丞为左、右推，若有翻异，自左移右。再变，即命官审问，或御史台推究。不许开封府互勘及地分探报，庶革互送挟仇之弊。徒已上罪移御史台。命官追摄者，悉依条。若探报涉虚、用情托者，并收坐以闻。”
初，法寺断狱，大辟失入有罚，失出不坐。至是，以失出死罪五人比失入一人，失出徒、流罪三名，亦如之。着为令。元符三年，刑部言：“祖宗重失入之罪，所以恤刑。夫失出，臣下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请罢失出之责，使有事谳议之间，务尽忠恕。”诏可。政和三年，臣僚言：“远方官吏，文法既疏，刑罚失中，不能无冤。愿委耳目之官，季一分录所部囚禁，遇有冤抑，先释而后以闻。岁终较所释多寡，为之殿最。其徼功故出有罪者，论如法。”诏令刑部立法：诸入人徒、流之罪已结案，而录问官吏能驳正，或因事而能推正者，累及七人，比大辟一名推赏。
绍兴六年，令诸鞫勘有情款异同而病死者，提刑司研究之，如冤，申朝廷取旨。十二年，令诸推究翻异狱，毋差初官、荫子及新进士，择曾经历任人。二十七年，令监察御史每冬夏点狱，有鞫勘失实者，照刑部郎官，直行移送。二十九年，令杀人无证、尸不经验之狱，具案奏裁，委提刑审问。如有可疑及翻异，从本司差官重勘，案成上本路，移他监司审定，具案闻奏。否则监司再遣官勘之，又不伏，复奏取旨。先是，有司建议：“外路狱三经翻异，在千里内者移大理寺。”三十一年，刑部以为非祖宗法，遂厘正之。乾道中，诸州翻异之囚，既经本州，次檄邻路，或再翻异，乃移隔路，至有越两路者。官吏旁午于道，逮系者困于追对。四年，乃令：“鞫勘本路累尝差官犹称冤者，惟檄邻路，如尚翻异，则奏裁。”淳熙三年，令县尉权县事，毋自鞫狱，即令丞、簿参之。全阙，则于州官或邻县选官权摄之。
金作赎刑，盖以鞭扑之罪，情法有可议者，则宽之也。穆王赎及五刑，非法矣。宋损益旧制，凡用官荫得减赎，所以尊爵禄、养廉耻也。乾德四年，大理正高继申上言：“《刑统名例律》：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亲属犯罪，各有等第减赎。恐年代已深，不肖自恃先荫，不畏刑章。今犯罪身无官，须祖、父曾任本朝官，据品秩得减赎。如仕于前代，须有功惠及民、为时所推、历官三品以上，乃得请。”从之。后又定：“流内品官任流外职，准律文，徒罪以上依当赎法。诸司授勒留官及归司人犯徒流等罪，公罪许赎，私罪以决罚论。”淳化四年，诏诸州民犯罪，或入金赎，长吏得以任情而轻重之，自今不得以赎论。妇人犯杖以下，非故为，量轻重笞罚或赎铜释之。 仁宗深悯夫民之无知也，欲立赎法以待薄刑，乃诏有司曰：“先王用法简约，使人知禁而易从。后代设茶、酒、监税之禁，夺民厚利，刑用滋章。今之《编敕》，皆出律外，又数改更，官吏且不能晓，百姓安得闻之？一陷于理，情虽可哀，法不得赎。岂礼乐之化未行，而专用刑罚之弊与？汉文帝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几于刑措。其议科条非着于律者，或冒利犯禁，奢侈违令，或过误可悯，别为赎法。乡民以谷麦，市人以钱帛，使民重谷麦，免刑罚，则农桑自劝，富寿可期矣。”诏下，论者以为富人得赎而贫者不能免，非朝廷用法之意。时命辅臣分总职事，以参知政事范仲淹领刑法，未及有所建明而仲淹罢，事遂寝。至和初，又诏：“前代帝王后，尝仕本朝，官不及七品者，祖父母、父母、妻子罪流以下，听赎。虽不仕而尝被赐予者，有罪，非巨蠹，亦如之。”随州司理参军李父抃殴人死，抃上所授官以赎父罪，帝哀而许之。君子谓之失刑，然自是未尝为此。而终宋之世，赎法惟及轻刑而已。
恩宥之制，凡大赦及天下，释杂犯死罪以下，甚则常赦所不原罪，皆除之。凡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别京，或畿内。凡德音，则死及流罪降等，余罪释之，间亦释流罪。所被广狭无常。又，天子岁自录京师系囚，畿内则遣使，往往杂犯死罪以下第降等，杖、笞释之，或徒罪亦得释。若并及诸路，则命监司录焉。 初，太宗尝因郊礼议赦，有秦再恩者，上书愿勿赦，引诸葛亮佐刘备数十年不赦事。帝颇疑之。时赵普对曰：“凡郊祀肆眚，圣朝彝典，其仁如天，若刘备区区一方，臣所不取。”上善之，遂定赦。
初，太祖将祀南郊，诏：“两京、诸道，自十月后犯强窃盗，不得预郊祀之赦。所在长吏告谕，民无冒法。”是后将祀，必先申明此诏。天圣五年，马亮言：“朝廷虽有是诏，而法官断狱乃言终是会赦，多所宽贷，惠奸失诏旨。”遂诏：“已下约束而犯劫盗，及官典受赃，勿复奏，悉论如律。”七年春，京师雨，弥月不止。仁宗谓辅臣曰：“岂政事未当天心耶？”因言：“向者大辟覆奏，州县至于三，京师至于五，盖重人命如此。其戒有司，决狱议罪，毋或枉滥。”又曰：“赦不欲数，然舍是无以召和气。”遂命赦天下。
帝在位久，明于人之情伪，尤恶讦人阴事，故一时士大夫习为惇厚。久之，小人乘间密上书，疏人过失，好事稍相与唱和，又按人赦前事。翰林学士张方平、御史吕诲以为言，因下诏曰：“盖闻治古，君臣同心，上下协穆，而无激讦之俗，何其德之盛也！朕窃慕焉。嘉与公卿大夫同底斯道，而教化未至，浇薄日滋。比者中外群臣，多上章言人过失，暴扬难验之罪，或外托公言，内缘私忿，诋欺暖昧，苟陷善良。又赦令者，所以与天下更始，而有司多举按赦前之事，殆非信命令，重刑罚，使人洒心自新之意也。今有上言告人罪，言赦前事者，讯之。至于言官，宜务大体，非事关朝政，自余小过细故，勿须察举。”
神宗即位，又诏曰：“夫赦令，国之大恩，所以荡涤瑕秽，纳于自新之地，是以圣王重焉。中外臣僚多以赦前事捃摭吏民，兴起狱讼，苟有诖误，咸不自安，甚非持心近厚之义，使吾号令不信于天下。其内外言事、按察官，毋得依前举劾，具按取旨，否则科违制之罪。御史台觉察弹奏，法寺有此奏按，许举驳以闻。”知谏院司马光言曰：“按察之官，以赦前事兴起狱讼，禁之诚为大善。至于言事之官，事体稍异。何则？御史之职，本以绳按百僚，纠摘隐伏。奸邪之状，固非一日所为。国家素尚宽仁，数下赦令，或一岁之间至于再三，若赦前之事皆不得言，则其可言者无几矣。万一有奸邪之臣，朝廷不知，误加进用，御史欲言则违今日之诏，若其不言，则陛下何从知之？臣恐因此言者得以借口偷安，奸邪得以放心不惧。此乃人臣之至幸，非国家之长利也。请追改前诏，刊去‘言事’两字。”光论至再，帝谕以“言者好以赦前事诬人”，光对曰：“若言之得实，诚所欲闻，若其不实，当罪言者。”帝命光送诏于中书。
熙宁七年三月，帝以旱，欲降赦。时已两赦，王安石曰：“汤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事不节与？’若一岁三赦，是政不节矣，非所以弭灾也。”乃止。八年，编定《废免人叙格》，常赦则郡县以格叙用，凡三期一叙，即期未满而遇非次赦者，亦如之。
元佑元年，门下省言：“当官以职事堕旷，虽去官不免，犹可言。至于赦降大恩，与物更始，虽劫盗杀人亦蒙宽宥，岂可以一事差失，负罪终身？今刑部所修不以去官、赦降原减条，请更删改。”
徽宗在位二十五年，而大赦二十六，曲赦十四，德音三十七。而南渡之后，绍熙岁至四赦，盖刑政紊而恩益滥矣。 宋自祖宗以来，三岁遇郊则赦，此常制也。世谓三岁一赦，于古无有。景佑中，言者以为：“三王岁祀圜丘，未尝辄赦。自唐兴兵以后，事天之礼不常行，因有大赦，以荡乱狱。且有罪者宽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无怨。不能自新，将复为恶，不能无怨，将悔为善。一赦而使民悔善长恶，政教之大患也。愿罢三岁一赦，使良民怀惠，凶人知禁。或谓未可尽废，即请命有司，前郊三日理罪人，有过误者引而赦之。州县须诏到仿此。”疏奏，朝廷重其事，第诏：“罪人情重者，毋得以一赦免。”然亦未尝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