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商周时期楚国的建立与发展
一、商王朝对“荆楚”的征战与影响
商人之先祖契是帝喾高辛氏之后，与楚族一样，同是诸夏之族中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乌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诗·商颂·玄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契是其母吞食玄鸟卵而生，故有“玄王”(《吕氏春秋·有始览》：“北方曰玄天。”故有学者认为玄王，是为北方之王。)之称，因佐禹治水有功，为帝舜封之于商，当是尧舜之际的重要军事首领人物之一。“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国语·周语下》)，由契至汤，共传十四代，汤兴灭夏，祝融各部，或早臣夏被夏灭，或抗商被商灭，楚之直系先祖季连部举族南徙，在丹、淅一带，避开商的兵锋，求得生存与发展。
商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均有很大的发展。它在巩固王畿统治的同时，还不断地对周边地区进行征服战争。西北众多的方国部落，如土方、羌方、面方、芍方、鬼方等均先后被征服。对江淮至山东沿海一带的群舒、夷方和江汉地区的荆楚，也常举兵征讨，迫其臣服。《诗·商颂·殷武》：“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可见荆楚是商王朝统治下“南乡”的一部，也臣服商王朝。“南乡”诸部由于不堪忍受商王朝的剥削奴役，也常起兵反抗，终商一代，这种征服和反征服的战争一直是存在的，至后期，也愈演愈烈。见于殷墟卜辞记载的，如“□□卜贞，弗雀噩在南?”“多 亡祸在南土?”此雀、多 在南土镇守，凶吉如何，商王朝惴惴不安。又如：“癸亥卜，王曰： 余自征?不征?”由于“南土”(“南乡”)反抗激烈，商王朝最高统治者竞卜问是否亲征(卜辞均引自《盘龙城和商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见于史料记载的商与荆楚最激烈的一次战争，也正是上述《诗·商颂·殷武》所记的：“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可见这次战争规模很大，商王朝势力已进一步深入到更广阔的地域；但荆楚力量也不小，竟有强兵劲旅与之抗衡。
随着商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征战或征服，先进的商文化也传播到这些地区了。根据近年来考古发现，祖国西北、东北各地和荆楚地区的汉东、汉西以及湘赣一些地方，也发现商代文化遗址和遗物，说明商王朝的政治、军事势力和文化影响，不仅扩及西北、东北一带，而且也已深入到荆楚及长江以南地区了。1954年，武汉地区人民在防洪抢险中，离汉口北约五公里处，发现了商代遗址，由于该城址为盘龙湖所环抱，故名盘龙城遗址。遗址东西长1100米，南北宽1000米，东南残存城垣，夯土筑成。城垣外陡内陂，外有14米宽的深沟环护。城内东北有三座平行排列的大型宫殿基址，其主柱、筑墙技术与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完全一致。城外四周分布着手工作坊、小型墓葬和简陋民居残迹。作坊为酿酒、冶炼、制陶各业。城较远处另有大型墓葬。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有礼器、兵器、生产工具和日用器等。其中有一件青铜钺和一件大圆鼎，堪称为商代青铜器珍品。青铜器在器形、制作工艺和纹饰各方面均与二里岗出土的青铜器相类似。遗址还发现有炼锅陶片、铜渣、孔雀石、红烧土和木炭等，说明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是就地取材冶炼的。盘龙城遗址是商代城址中保存最完好的一处，它充分说明商文化已深入影响到江汉地区了(参见《盘龙城和商的南土》、《盘龙城商代二里岗期的青铜器》(《文物》1976年第2期)。
此外，鄂西宜都清江口出土了铜矛(《考古》1986年第1期)，江陵张家山出土了铜镞(《江汉考古》1980年第2期)，数量虽少，但说明商青铜文化也已传播到汉水以西之地了。至于陶器文化，由于江汉地区先民陶器制作一直很发达，商代陶器文化虽已传入，但土著陶器与中原陶器仍是并驾齐驱，各领风骚。见于江陵荆南寺出土的陶器，种类繁多，风格独特，按其特征不同，可归类为两组。一组为鬲、盆、簋、爵等，常见于河南郑州等地，是典型的商陶器。另一组为豆、鼎、碗、罐等，则为本地所独有(此为荆州博物馆所展出实物。)它表明，土著陶器制作虽一脉相传，保持不衰，但中原的陶器文化也不断地传播过来，这就决定 发迹于江汉地区的楚人，必然会采夏夷之长技，创造具有自己特色的楚式陶器文化。
殷商是有文字可考的朝代。它除了甲骨文外，还有刻在陶器上的陶文、铸在青铜器上的金文，以及刻在玉和石上的文字。中国文字(汉字)起源于图画，当非始自商代。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彩陶文化期，就出现了在陶器上刻划的符号。这种陶符，“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于省吾《关于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
甲骨文，上承“陶符”，“六书”俱备，奠定了汉字的基础。楚地其时迄今虽未发现自己的文字，但从后来楚国文字的特点看来，它与中原先秦文字结构基本相同，属于同一个文字系统。
商王朝是当时中原一文明大国。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奴隶主贵族脱离生产，以专门从事管理国家军政大事、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传授明君臣之义长幼之序，这样，教育的场所学校也就产生了。《孟子》载：“夏曰校”、“殷曰序”，《汉书·儒林传序》则记“殷曰庠”。“序”和“庠”都是学校。在学校里，不仅商王朝的王亲贵戚、诸侯大家子弟可以接受教育，就是方国部落后裔亦可前来学习，以利于加强商王朝的统治。见于殷墟卜辞记载，有“戊戌卜，雀，若，教”、“丁酉卜，其乎 多方小子小小臣其教戒”、“丙子卜，多子其[征]止](徒)学”、“多子学”等内容，说明商代学校是接受周边方国部落，其中也包括荆楚的贵族及其子弟前来学习的。楚国后来在语言、文字及物质文化方面，与诸夏同步发展，显然与商文化的浸染是分不开的。
二、商末周初楚国的建立
《史记·楚世家》：“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早)卒。”鬻熊是芈姓季连部落酋长，在商衰周兴时，审时度势，率族及时投靠周文王，参加了灭商的斗争，受到周王室的重视，给予“子”(商周时期，已实行公侯伯子男的班爵制度，以明确贵族的等级和方国部落的地位。此“子”，即周王室给予内附有功的异族酋长的封号，和其他班爵封号一样，是奴隶制国家的一种组织形式。)的封号，臣属于周。《史记·周本纪》亦载在周文王时，有“楚子”“往归之”。这“楚子”也就是“子事文王”的鬻熊。《裴解》引刘向《别录》记：“鬻子，名熊，封于楚。”所以，鬻熊是楚国的最早缔造者。楚人后来感念其功，把他与祝融一样，作为祖先祭祀。《左传·[亻喜]公二十六年》戴：“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子让之。”夔是季连的别支，后来不祭祀祝融与鬻熊，楚人先谴责，后除灭。正因为鬻熊有如此崇高地位，所以关于他的传说也很多。如《楚宝》戴：“鬻熊，……年九十始见于文王，王曰：‘噫，老矣。’鬻曰：‘使臣捕兽逐鹿已老矣，若使坐策国事，臣年尚少。’文王善之，遂以为师。”贾谊《新书》说，周文、武、成王三代都以鬻熊为师，问以国事。过三百余年，楚武王还为此自豪地说：“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史记·楚世家》。)鬻熊既是周文王之师，当有许多言谈轶事，故后又辑成《鬻子》一书传世。《汉书·艺文志》就载有《鬻子》二十二篇，并加注说：“鬻子，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始祖。”道家源于楚国，相传鬻熊又是道家的先驱，《汉书·艺文志》就把他列为“道家”。这样看来，鬻熊不仅是楚国的缔造者，又是道家学说的开拓者，是楚国最早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鬻熊死后，其后熊丽、熊狂仍处于周文、武王时期。到熊绎时，周成王“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姓，居丹阳”(同上。）熊绎与鲁、卫、晋、齐等姬姓国或姻亲国一样，“俱事成王”。周成王初立年幼，周公旦摄政，“管、蔡启商，[甘/大/心]间王室”(《左传·定公四年》)，商纣子武庚勾结管、蔡，发动叛乱。周公果断东征，历时三年，最后取得了完全胜利。在此基础上，又建侯卫，营成周，巩固了统治，使西周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三个中原强大的奴隶制王朝，并把奴隶制推向极盛阶段。周王室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再一次对鬻熊之后熊绎封于楚蛮之地，并有明确的姓和都城。所以有学者以为，此时才有“楚”这个正式的国号兼族名(张正明《楚文化史》。）从鬻熊至熊绎历代居丹阳后，丹阳就成为楚人立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史记·孔子世家》记楚昭王时令尹子西语：“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看来楚人初居丹阳，只是弹丸之地，其后，即以此为立足点，向南推进，发展成为雄踞南方的泱泱大国。因此，一部楚国历史与文化史的起点，应从丹阳说起；而丹阳究在何处，也当然就成为我国历史上长期讨论的热点。《汉书·地理志》谓丹阳属今安徽当涂境，《水经注》即已否认，故此说已为后人所不取。《水经注》否定了此说后，称今湖北秭归为熊绎之始国，故丹阳在秭归。另外，《史记·楚世家》集解引徐广语、《左传·桓公二年》正义引宋仲子语，谓丹阳在今湖北枝江。这两种说法来源均较早，今天亦多有学者持此两说。清人宋翔凤在其著《过夜录》卷九《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徒郢考》中，则首倡丹阳今河南淅川说。淅州在丹江之北，符合丹阳的地望。此说日渐盛行，今人从此说者甚多。张正明、喻宗汉依据古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进一步认为，鬻熊所居丹阳在今丹水之阳，熊丽所居丹阳在讨睢山之间(《墨子·非攻下》：“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即今湖北南漳境，熊绎所居丹阳则在睢山与荆山(《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之间，亦在南漳境，故他们认为，丹阳地望，实为异地同名(张正明、喻宗汉《熊绎所居丹阳考》(《楚学论丛》1990.9江汉论坛专刊)。楚人南徙丹、淅一带后，在商末周初期间，迫于商、周的压力，是难以向东、向北、向西拓展的，只能向南推进，故从鬻熊至熊绎几代，以故地丹阳为中心，沿丹、淅水南下至睢山、荆山一带，进行开辟，是很符合楚人早期的行踪的。地面扩大了，然熊绎都丹阳，仍有可能在淅川。事实上，今淅川发掘出了众多的楚墓群，出土了很多文物，可见其地确为楚国早期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除上述各说外，还有学者认为，淅川是西周末至春秋初的都城，熊绎所居丹阳似当在今陕西商县的丹江河谷(石泉、徐德宽《楚都丹阳地望新探》(《江汉论坛》1982年第3期)。
《左传·昭今十二年》记右尹子革答楚灵王语：“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奔，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晋栾武子语：“楚自克庸以来，……训之以若敖、[虫分]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草莽、山林意近，故熊绎辟在荆山，实属山林蛮荒之地。筚路，杜注：“柴车。”孔疏：“以荆竹织门谓之筚门，则筚路亦以荆竹编车，故谓筚路为柴车。”蓝缕，杜注：“敝衣”。《方言》说：“楚谓凡人贫衣被丑敝为蓝缕。”“筚路蓝缕”，是说熊绎等先辈穿的是敝衣，坐的是柴车，带领部众在山林草莽之地辛勤开发，建国立业，充分显示了楚人不畏艰苦，敢于与自然斗争的精神。从鬻熊至熊绎几代，随着楚国的建立，楚族也就从氏族制进入到早期奴隶社会了。
楚人立国后，与中原诸侯一样，必须按时述职进贡。上文说的“跋涉山川以事天子”，是说熊绎携带桃弧棘矢等地方特产，涉渡汉水、丹江，翻越秦岭，风尘仆仆，“以事天子”，奉承唯谨。楚人除贡桃弧棘矢外，还贡苞茅。《左传·[亻喜]公四年》记楚成王十六年时，齐桓公率中原诸国南下攻楚，理由之一是“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供)，无以缩酒”。楚国马上认错，表示以后照常进贡就是了。苞茅，杜注：“包(苞)，裹束也。茅，菁茅也。束矛而灌之以酒为缩酒。”缩酒的“缩”字，《说文解字》作[艹/酉]，释为“礼祭束茅加于裸圭，而灌[凶匕]酒，是为[艹/酉]，象神歆之也。”[艹/酉]，从酉、草，酉即古酒字，草即茅，祭祀时，束茅而立，以酒自上浇下，其糟则留在茅中，酒汁渐渐渗透下去，状神之所饮。这就是缩酒的仪式(缩酒之礼)。荆楚盛产茅，《禹贡》、《汉书·地理志》等就有“包匦菁茅”的记载。楚人居丹、淅至睢、荆山一带后，可能就掌握了这种祭祀方法，后来则传至中原地区。《周礼·天官》说：“祭祀供萧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楚之菁茅不贡于天子三年矣。”所以，周王室一直是依靠楚国进贡苞茅来进行祭祀的。
《国语·晋语八》：“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艹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韦昭注：“置，立也。[艹/绝]，谓束茅而立之，所以缩酒。”在岐阳盟会上，熊绎管理置茅缩酒，并与鲜卑酋长一起“守燎”，是无资格参加诸侯盟会的。这一方面说明熊绎地位之低下，另一方面也说明楚国不仅有进贡苞茅的义务，其国君还须亲自主管缩酒仪式和“守燎”祭天。在政治上，楚国国君地位不高，在缩酒祭祀上却享有特权。这可能与楚地独产苞茅和楚人传统的掌天人相通的职责有关。楚人对此亦极为重视，引以自豪。楚人姓芈，历代楚国国君都冠以“熊”字，即以缩酒为职，以职为氏。“熊”从“[今]酉]”(见于楚器上，楚国国君(王)自称“[今/酉]某，如湖北随县出土的楚王bo，铭文有“[今/酉]章”二字，安徽寿县出土的楚王鼎，铭文有“[今/酉]肯”、“[今/酉][于/心]”等。)，“[今/酉]”即“[艹/酉]”，[艹/酉]，像神饮酒；“[今/酉]”像人饮酒，是“[艹/酉]”的人格化，“熊读入喻纽，[今/酉]读入影纽，古清浊不分，于声至近”(商承祚《寿县新出土楚王鼎考释》(《国风》第4卷，第3期)。
[今/酉]、熊通假，后来一律把“[今/酉]”写作“熊”字了(张正明《楚文化史》。）所以楚人姓芈氏熊，即以缩酒祭天(神)为氏。这在“天人合一”的氛围下，楚人进贡苞茅、主管缩酒祭祀，是极其荣尊的职责。当然，有学者以为楚人的图腾是熊，故氏熊(持此说学者认为，楚人是黄帝之后，而黄帝据说有“六兽之师”，其中就有以熊和罴为图腾的氏族部落，楚人可能就是以熊为图腾崇拜的部落之一。罗香林在《中夏系统中之百越》一文中说：“楚人首领，世世冠以熊字，似熊为在楚人原所氏，亦即以熊为图腾祖遗影。”)。
三、周昭王攻楚及其失败
楚国是西周侯卫统治下的“南国”之一。商末周初，由于鬻熊举族投周之后，楚与周王室的关系一般是良好的。周武王死，子成王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史记·鲁周公世家》。）后来，流言澄清，周公又回去了。周康王时，楚与周关系亦属正常(《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灵王语：“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亻及、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究其原因，一是周楚同源(周人，姬姓，传说是帝誉之后)，鬻熊臣周，奠定了亲善关系的基础。二是周初克殷，后又周公东征，足见殷商残余势力与东方方国部落一直叛周抗周，周王朝不得不全力东向，重点打击东方方国部落。三是楚人辟在蛮荒之地，势弧力单，只得卑事周天子，当不会引起周王室的重视。
但是，“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左传·隐公十一年》)，楚是周王朝的异姓国，一开始就受到周天子的歧视，甚致在诸侯盟会上，都没有与盟的资格。周王室对齐、晋等诸侯国均有赏赐，而楚国则无。时过五百多年，楚人对此仍耿耿于怀，愤愤不平。如春秋中后期，楚灵王就说先王熊绎与齐、晋、鲁、卫等国君一样并事周康王，四国可得珍宝之器，而楚国则无分，因此要与周王室“求鼎以为分”。右尹子革告诉他：“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左传·昭公十二年》。)这种建立在“亲亲”、“尊尊”的宗法等级基础上的主从关系，必然产生深刻的矛盾，从而导致征服和反征服战争。事实上，早在周初，周王室为了加强对楚国和荆楚地区庸、卢、彭、濮等方国势力的控制，在汉东就分封了一些姬姓国，在南阳盆地，又有申、吕等姜姓国(姻亲国)。楚国慑于周王朝的强大，不得不进贡苞茅等物，表示臣服。
周成、康王时期，东都洛邑建成，东西连成一片，长达千里以上，初步巩固了对“东土”的统治。周共王时，楚国一方面卑事周王室，一方面“筚路蓝缕”，辛勤开发，国家已呈勃兴之势。所以到周昭王时期(约公元前1000椙?77年)，周、楚关系开始紧张起来了，周昭王集中全力，打击楚国。据陕西扶凤出土的《墙盘》铭文记载：“弘鲁召(昭)王，广笞荆楚，唯狩南行。”可见周昭王亲领军队南征，声势浩大。另据《竹书纪年》记载，周昭王攻楚，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周昭王十六年(约公元前985年)，周昭王“伐楚，涉汉，遇大兕”。这次，一般认为其时与上述《墙盘》记载相同。周昭王领军渡过汉水，深入荆楚一带。渡汉水时还遇见“大兕”(兕，古代犀牛一类动物。《左传·宣公二年》：“犀兕尚多。”)。
第二次，周昭王十九年(约公元前982年)，周昭王派祭公辛伯攻楚，“天大日[壹]，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这次渡汉水时，阴风骤起，气候恶劣，将士惊恐，军队大部丧失。这次失败归咎于天时不利，实际上周王朝军队当遭到楚军强有力的伏击。
第三次，“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王南巡不返”。此年，据鲁纪年推算，当为周昭王二十四年(约公元前977年)。这次攻楚，周昭王全军复没，周人讳言此事，模糊地说“南巡不返”。周昭王死因，《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说：“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舟进。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这里说的“船人”，就是楚人起而抗周，设计献胶粘接的船只，船驶至中流，胶液融化，船只解体，周昭王及其部众，溺水而死。屈原在《天问》中写道：“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周昭王累累南征，当然不是为了贪求什么，而是由于楚国的勃兴，引起周天子的惊恐，不得不领兵亲征，企图遏制楚国的发展。
周昭王攻楚及其败亡，是我国历史上一件大事。此后，周王朝由盛而衰，楚国则日益发展强大，逐步走上与周王室分庭抗礼的道路。
四、熊渠对周王朝的公开对抗
周昭王死，子穆王立，西周社会矛盾不断加深，国势日趋衰落。在统治阶级内部，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级不同的奴隶主贵族，已呈现升沉兴衰的波动，原来地位较高的贵族，政治失势，田地荒芜，家境日蹙，而原来地位低下的贵族，则注意生产，招徕奴隶，经济实力不断增长。这样就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和斗争。在这同时，广大奴隶人民群众，由于不堪忍受奴隶主贵族的残酷剥削奴役，或逃亡，或奋起抗争，奴隶制危机已日益加剧，江河日下。
周王朝对周边方国或臣属民族，除索取贡物外，又不断地进行征服战争，掠夺人口和财富。所以，周王朝与周边各部一直存在深刻的矛盾。周边各部随着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与周王朝的军事冲突也逐步升级，已非昔日周王朝能轻易地予以征服或压服了。据《国语·周语上》载，周穆王时，西北境犬戎诸部日益强大起来，有时竟骚扰到宗周(周公东征后，西边关中平原，以镐京为中心，称为“宗周”。东边的河洛地带，以东都王城为中心，称为“成周”。)附近。周穆王亲自领兵攻打犬戎，结果，只取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白狼、白鹿或系氏族徽号。）从此，周王朝与西北犬戎各部关系更加紧张。正当周穆王西征时，东土的徐偃王联合徐奄诸部乘机发动叛乱，举兵伐周。周穆王闻讯后急忙回军东向，并不得不向楚国求援。楚国大举出兵，与周王朝一起攻打徐偃诸部，徐偃王败亡(此从《后汉书·东夷传》、《博物志》所记。）昭、穆之后，西周进入共、懿、孝、夷、厉诸王统治时期(约公元前912-842年)。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人民群众反抗斗争迭起，井田制开始崩溃(据周共王《卫鼎》铭文载：裘卫以绢帛等交换矩伯一个“里”，说明西周井田制下“田里不鬻”的格局开始瓦解。)周王朝统治更加腐朽没落。北方的[犭/严]狁、西方的犬戎、东方的淮夷、南方的荆楚，交相叛周攻周，西周统治岌岌可危。《汉书·匈奴传》说：“至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允之故。岂不日戒，猃允孔棘。”约公元前895年(周懿王十五年)，周王朝一度被迫自镐徙都犬丘(今陕西兴平东南)。周夷王时，“荒服不朝”，天子始下堂见诸侯，[勤见-力]礼废。
与周王朝内外矛盾重重、国势穷蹙相反，楚国经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国势则蒸蒸日上，由弱而强。熊绎下传四代至熊渠时，楚国已巩固了自己的根据地，开始向周围地区开拓。
熊渠，勇力过人，胆略非凡，是楚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国君。由于他功绩卓著，楚国后人也是把他作为神奇人物传颂的。如《韩诗外传》说：“昔者熊渠夜行，寝石，以为伏虎，弯弓而射之，没金殷羽，下视，知其为石。”《史记·龟策列传》甚至还说，连后羿的射技也不及熊渠。熊渠不仅善射，在战场上勇于作战，而且在政治上也很有头脑。他向周围地区的开拓，大致执行的是近交远攻、先礼后兵的方针。楚国发迹于丹、淅，后向睢山、荆山发展，即沿丹水而下，逐步至汉水流域。其间广阔地带，杂居着群蛮百濮等方国部落。此外，西南有巴人，东南还有扬越。在周王朝的压迫下，楚人一方面臣服姬周，一方面巧与周围方国部落周旋，求得生存与发展。《史记·楚世家》称熊渠在江汉地区甚得人心，“蛮夷皆率服”，可见熊绎以后历代，为了站稳脚跟，对群蛮百濮等方国部落是小心翼翼的，不敢有丝毫怠慢疏忽。熊渠承继国君后，国力增强，后方稳固，开始有重点有选择地攻打邻国，开拓边境。
《史记·楚世家》：
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
庸，杜预注为上庸，即今湖北竹山，在荆山西，故地处楚国西陲。它历史悠久，曾随同周武王灭商。熊渠攻庸，除了为巩固自己的后方外，还在于削弱庸这一古国地位，以播扬楚国的声威。扬粤，即扬越(此扬粤(越)，地处荆楚。《中华地图学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明扬粤(越)在古扬水以东、以南、洞庭湖地区。旧解扬越因扬州得名，是因战国后越人散布古扬州各地，说明春秋战国后，扬越由西而东，向扬州流徙。)，指古扬水以东以南、洞庭湖区域的越人。熊渠向西攻打庸后，即沿汉水而下攻打长江流域的越人，一直攻打到鄂(今湖北鄂州市境)(鄂，有西鄂、东鄂之别。《括地志》说：“邓州向城县南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故西鄂在今河南邓县境。东鄂，则在今湖北鄂州市境。此鄂，当指东鄂。据《史记正义》说，原邓之西鄂，是后来东徙至鄂州的。）鄂，交通方便，物产丰富，是当时炼铜业的中心。在鄂境内，今大冶铜绿山有着丰富的铜矿资源，商周时期一直就是一个著名的炼铜基地。熊渠攻打越扬，兵锋直抵鄂，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夺取那里丰富的青铜原料，并试图把扬越至鄂一带，纳入楚国管辖范围之内。当这一战略目的初步实现后，熊渠不满足原来子男之国的地位，公开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公然也以天子自居，封长子康为句?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史记·楚世家》。）句?，裴[马因])。熊渠把如此广阔的“江上楚蛮之地”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就是力图把楚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增强国力，以与周王室对抗。
楚人长期臣商，后又从周立国，所以在政治上，也仿效商周，实行以王为首、分封诸侯的奴隶主贵族政体。当然，熊渠的分封，只是一种尝试，后来随着周王朝的衰败，周初大分封的形式在楚国并未实行，但其奴隶主贵族政体的基础----采邑制则是普遍推广的。楚国后来出现的许多大贵族，如若敖氏、[艹/为]氏、屈氏等，就是从最初实行采邑制发展而来的，[艹/为]氏、屈氏并以采邑为氏。
周厉王时，强化国家机器，垄断国家资源，对周边“荒服”地区，不断攻伐，荆楚亦不例外。《史记·楚世家》说：“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熊渠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与周王朝正面冲突，于是自动去其王位，取消对儿子的分封，继续臣服于周。从熊绎至熊渠(约公元前1027-963年)的一百多年间，楚国由弱变强，与中原各诸侯国一样，逐步摆脱周王室的束缚，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其时，楚国虽然以丹、淅至汉水上游为根据地，但其势力已渐南下，并扩大了对周围地区的统治。熊渠兵锋向南而东，表明他战略发展的重点在南方，企图先在长江流域确立一强国地位后，然后北上争雄，决心走与周王朝分庭抗礼的道路。熊渠的这一方针，对后来楚国国君影响很大，奠定了后来楚国立足于江汉、争霸中原的战略基础。熊渠自称“蛮夷”，“不与中国之号谥”，成为楚人一大精神支柱。楚人长期以来师夏师夷、以夏变夷，创造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荆楚文明，与这一战略思想是分不开的。熊渠不愧是楚国历史上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五、西周末年周、楚矛盾的继续发展与“汉阳诸姬”
周厉王末年，“专利作威，佐礼进祸”，致使国人财力穷尽，“民不堪命”。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始有准确纪年)，“邦人”(国人)、“正人”(百工正长所属之人)、“师氏人”(宿卫王宫的军卒)，怒不可遏，冲进王宫，周厉王狼狈出逃，朝政由诸侯掌管(《史记·周本纪》说召公、周公二相行政，《竹书纪年》则谓“共伯和干位”。)。楚国自熊渠之后，历经熊挚红、熊延、熊勇、熊严四代国君，执政时间都不长(约公元前857年，周厉王立，熊渠自去其王号(熊渠卒年不详)，前828年，熊严卒，前后共约29年。在此期间，历经四君，除已知熊勇、熊严分别执政十年外，熊挚红、熊延两代不足十年)，其事史料记载亦缺乏。公元前827年，周宣王立，楚国也恰为熊霜初立。在周宣王初立、力图“复文武之境土”时，楚国则一度政治波动，发生了争夺君位事件。据《史记·楚世家》载：“熊霜六年，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而少弟季徇立，是为熊循。”熊霜六年(公元前822年)，由于楚人仍沿袭母权制遗风，“楚国之举，恒在少者”(《左传·文公元年》。，君位传袭并未确立嫡长子继承制，故熊霜死后，君位未能传其子，出现了“三弟争立”。在争夺君位斗争中，仲雪死，叔堪逃亡，在濮地避难。濮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方国部落。《尚书·牧誓》记参与周武王伐纣灭商战争的，有“庸、蜀、羌、[髟/矛]、微、卢、彭、濮人”。可见濮是姬周的重要盟国和属国。西周时期，濮人散居楚之东、西、南境，即汉水两侧，号称百濮。楚人为能在楚蛮之地立足生根，与濮人关系当属良好，故叔堪争君位失败，逃到濮地，变服从俗。“芈姓有乱，必季是立”(《左传·昭公十三年》)，君位仍传到少弟季徇，即熊徇，楚国政局才稳定了下来。周宣王因经共和时期的相对稳定，继位后即频繁对外用兵，号称“中兴”。熊徇在位22年，国势一度复振，于公元前800年(周宣王二十二年)卒，子熊[鄂-力]立。公元前791年(周宣王三十七年)，熊[鄂-力]卒，子熊仪立，号若敖，周宣王统治进入后期，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国势复又转衰。楚国这时可能由守转攻，对外发展，与周关系重又紧张了起来。公元前789年(周宣王三十九年，熊仪二年)，周宣王攻伐姜氏之戎，战于千亩(今山西介休南)，周军大败。在此同时，对南方也发动了大规模战争，结果也失利。据《史记·周本纪》载：“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南国，三国吴人唐固说在南阳。前蜀人韦庄以为在江、汉之间。从西周长期对东南夷和荆楚的用兵看，此“南国之师”，也当指东南和荆楚地区。周王朝对荆楚等南国用兵失败，只得又在太原一带清查户口人丁，补充军队。可见这次失败是很惨重的。《诗经》有关篇章，对周、楚间的争战，也有反映。如《诗·小雅·采[艹/已]]》：“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无老，克壮其猷。方叔率止，执讯获丑。”《大雅·江汉》：“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江汉汤汤，武夫[氵光][氵光]。经营四方，告成于王。”“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这些诗篇虽然都是歌颂周宣王武功之作，不免有夸大成分，但确也反映了楚国与周王朝激烈冲突的事实。
周王朝为了加强对荆楚的控制，“以蕃屏周”，陆续在汉水以东以北和江、淮间，分封了不少姬姓或姻亲诸侯国，即所谓“汉阳诸姬”(清人易本火良《春秋楚地问答》说“汉阳诸姬”“西自汉水以东，南自汉水以北，东至于光、黄，北至于淮汝”。）“汉阳诸姬”，重要的有如下一些诸侯国：
随(今湖北随州市境)。《世本》：“随国，姬姓，不知始封者为谁。”原在汾水流域，昭、穆时期，不断攻打荆楚，随亦被徙封于江淮汉水之间。童书业指出：
汾水流域附近之国名地名常出现于江淮汉水之间，如江淮汉水间有随、鄂、沈、黄、唐等国，汾水流域附近亦有之(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
随国国力最强，是汉东大国，并为汉阳诸姬盟国之首。
唐(今湖北随州市西北境的唐县镇)(何光岳《楚灭国考》(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2月第1版)。姬姓，与随一样，原在汾水流域，后徙封于汉东。
申(今河南南阳市北境)。姜姓，姬周姻亲国。《国语·周语中》：“齐、许、申、吕，由太姜。”故地应在今陕西泾渭间。《左传·隐公元年》孔疏：“申之始封，亦在周兴之初，其后申绝。至宣王时，申伯以王舅改封于谢。”此谢，《国语·郑语》说在南阳，《汉书·地理志》说在宛北，《大清一统志》说在南阳北，故申在今南阳市北境。
吕(今南阳市西北境)。吕与申同为姜姓国。《国语·郑语》：“当成周者，南有申、吕。”所以，吕与申一样徙封于南阳一带。“吕”，亦作“甫”，吕侯受命制《吕刑》，亦称《甫刑》。可见吕国历史悠久，吕人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治国经验。
曾([曾阝] 、缯，今南阳市北一带)。《国语·郑语》韦昭注：“缯，姒姓，申之与国也。”故缯、申关系密切，当地处今南阳市北一带(南阳市北方城有缯关，历代史家认为此即曾的始封地。）郭沫若《中国史稿》说湖北孝感地区发现的周成王时代的青铜器，记载着周成王南征经过的曾，后来封有姬姓侯，从此有学者认为周初之曾，还是姬姓之曾，原姒姓曾，已东迁齐地。曾从昭、穆以后也是“汉阳诸姬”的重要古国。
厉(赖，今随州市东北)。姬姓，与随、唐比邻，同为周的重要属国。
贰(今湖北应山境)。偃姓，周之封国，与随、郧比邻。
轸(今湖北应城境)。偃姓，周之封国，贰、轸关系密切。《左传·桓公十一年》：“楚屈瑕将盟珍贰。”郧([云阝] ，今湖北安陆境)。《通志·氏族略》：“[云阝] 氏，亦作[[女云]，亦作郧，又邑作云。”[[女云]姓，祝融八姓之一，与楚同祖。《路史·后纪》说：“云近楚，若敖父子娶焉，后灭之。”按同姓不婚遗制，应非[[女云]姓，故有学者认为是姬姓国。
蓼(今河南唐河境)。偃姓，地处申、吕南，唐、随北。
以上诸侯国，地处汉东、汉北，犹如汉东北一道屏障，紧紧地束缚住楚国，阻遏着楚国的北上与东进，并可随时配合周王朝打击楚国。
在淮水流域，周王朝的主要封国或属国有：江(嬴姓，今河南正阳西南)、息(姬姓，今河南息县境)、弦(姬姓，今河南息县南)、黄(嬴姓，今河南潢川境)、蒋(姬姓，古期思县，今河南固始境)、蓼(偃姓，今河南固始东，非前述唐河境的蓼)等。在淮北及江、淮间，亦有众多的封国与属国，无疑都严重地阻障着楚国的发展。
六、楚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初步发展
商末周初楚国的建立，标志着楚国已从氏族制进入早期奴隶制。早期奴隶制的基本特点，是血缘关系与等级关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留有氏族制遗风。楚国的国君，既是一国之主，又是楚族一族之长。协助国君料民理国的是大贵族----“敖”。敖即豪(氏族酋豪)，是氏族贵族蜕变过来的，成为楚国统治集团的支柱。入春秋后，煊赫一时的若敖、[艹/为]敖，就是“敖”权力膨胀的结果。楚立国后，国君由“敖”拥戴，而有的国君本身亦称“敖”。如西周末年熊仪，称若敖、熊仪子熊坎，称霄敖。楚国国君的继承制度，也已确立。从鬻熊开始，一般是父死子继(并未确立嫡长子继承制，而是“恒在少者”，如前所述)，也伴以兄终弟及。如熊挚红传弟熊延、熊勇传弟熊严等。从这种君位继承情况看，君族已牢牢地掌握了最高统治权，国君集政权、族权于一身，已非昔日氏族制民主推举氏族首领或军事首领了。
楚人是在臣服商周，又与商周王朝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所以楚国也建立了军队，并日益强大。商王武丁时期，商王朝军队攻打荆楚，“裒荆之旅”，可见其时荆楚已有一支可观的军事力量。当然，这里的荆楚，是泛指居住在江汉地区的包括楚人在内的众多方国部落，并非指楚人一族。西周时期，随着楚国的建立与发展，楚国军事力量也日趋强盛。终周一代，周王朝视楚国为敌国强国，不惜倾全国力量，累累攻打，证明楚国确实存在有完善的组织系统，深谙作战方法的军队。熊渠的西击南征，政治、军事目的非常明确，表明楚国军队无论在指挥作战或组织行动方面，均已渐趋成熟。
西周是继夏、商后第三个统一奴隶制王朝，其先进的经济、文化对各臣属之邦都有深刻的影响，荆楚地区也不例外。据目前考古材料所见，在汉水以东的今湖北蕲春境内，1958年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大型木构建筑遗址(《湖北蕲春毛家咀西周木构建筑》(《考古》1962年第1期))，其中有木柱、木板、木制的楼梯，是长江流域特有的木构建筑。遗址还出土了陶器、骨器、铜器、漆木器、卜甲骨等。1960年在蕲春之西北、随州之东的红安金盘遗址，发掘出了丰富的文物。其中陶器有鬲、鼎、[缶本]、罐等，青铜器有刀、矛、镞，还有铜范等(《湖北金盘遗址试掘》(《考古》1960年第4期)。今黄石市境内铜绿山铜矿的冶炼，继续得到发展。
在汉水流域附近，1966年在京山坪坝苏家垅出土了一批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青铜器，共97件，其中7件有铭文，铭文有“曾侯中子[彳才游-氵-方]文”、“曾中[彳才游-氵-方]父”等内容，说明铜器主人为曾国国君。其主要礼器组合为九鼎八簋(缺一簋)，此外，还有鬲、豆等器物(笔者在荆州博物馆所见。）
在汉水以西，1961年在江陵万城出土了西周早期青铜器17件，有簋、鼎、戈、觚、爵、尊、觯、卣等。其中9件有铭文，文中“邶子”、“邶柞”字样，当为邶国的遗物(同上。）邶，古邶国。《说文》：“邶，古商邑，自河内朝歌以北是也。”郑玄《诗谱·北[庸阝]卫谱》。熊[鄂-阝]是熊徇之子，于公元前800-791年在位，时值周宣王晚期。
此外，1980年在湖南麻阳发现了西周之际的古铜矿井，可见西周末楚人已进入这里开采铜矿了。另据西周某些铜器铭文中，有关于周王朝南征“俘金”的记载(如周昭王时《过伯簋》，其铭文说：“过伯从王伐反荆，俘金，用作宗室宝尊彝。”)，楚国有可能在熊渠之前就会铸造青铜器了。刘彬微说：“就现有资料而言，已发现的青铜器，其年代上限还到不了西周初期楚人立国之时。最早的楚铜器年代虽可上溯至西周中期，但西周中晚期的楚铜器数量甚少，……。”(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铜器和铁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7月第1版)。可见终西周一代，楚国青铜器的冶炼与铸造尚不成熟，规模也不大。
1975年冬至1979年秋，湖北省有关考古人员在湖北当阳赵家湖，发掘了西周晚期至战国中期的楚墓共297座。墓葬形制均为竖穴土坑，棺椁大多保存较好，分一棺一椁墓、单棺墓、无棺墓三类。随葬器物主要为陶器，组合有鼎、鬲、豆、罐；鬲、盂、豆、罐；鬲、盂、罐；鬲、孟、长颈罐；鼎、敦；鼎、敦等。铜器组合有鼎、簋；鼎、簋、盏；鼎、敦等。还出了一定数量的兵器和少量的漆木器。高应勤、王光镐把墓葬分为四类七期。四类，即甲类、乙A类、乙B类和丙类。甲类墓出铜礼器和仿铜陶礼器。乙A类春秋战国后，先出陶生活用器，后出仿铜陶礼器。乙B类则自始至终出陶生活用器。丙类墓无随葬器物。其中属于西周后期和两周之际墓葬，是迄今各地发现的楚墓时代最早的一批(高应勤、王光镐《当阳赵家湖墓葬的分类与分期》(《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出版，1982年版)。）从墓葬形式和随葬器物分析，王光镐认为，甲类墓纯属中原风格，即姬周文化因素。乙A类墓周式多于蛮式，乙B类则蛮式多于周式。此蛮式，即指江汉土著鬲文化，鬲称“蛮式鬲”或“苗式鬲”，并非名符其实的“楚式鬲”。楚文化因素的铜礼器和仿铜陶礼器，则始自春秋晚期，才在甲类墓和乙类墓中所见(王光稿《楚文化源流新证》。）因此，西周后期 赵家湖墓群中，尚不见有楚国经济、文化发展的明显迹象。
张正明认为，赵家湖楚墓出土器物就种类、形制而言，虽与中原文化因素大同小异，但毕竟是楚文化遗物，说明从西周晚期到战国中期，这里是楚人的聚落。甲类墓出有铜礼器鼎和簋，陶礼器有鼎、簋、鬲、罐、豆等，其墓主是楚国国人中的下等部落贵族。他们受华夏文化浸染，总是模仿华夏礼制。乙A墓无铜礼器出土，陶礼器基本组合为鬲、盂、罐、豆，墓主是平民和下等部落贵族，既受华夏文化影响，又吸收了蛮夷文化因素。乙B类墓主大抵是土著蛮夷，当属野人。丙类墓无随葬品，墓主地位当更低下。由于墓葬规格的不同，说明当时已存在国野、贵贱、贫富的分化，原始社会正在解体，阶级社会即将形成(张正明《楚文化史》。）从上述两位学者论述中，可知楚人建国后，既模仿华夏文化，又吸收土著居民文化因素，逐渐形成具有自己个性特色的荆楚文化。终西周一代，楚国经济、文化获得初步发展，为入春秋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载，西周末、春秋初楚国君若敖、虫分冒时期，还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又说：“若敖、虫分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从这些记载看，楚国尚在艰苦创业，势力还不强大，仍属所谓“荆蛮”阶段。但从熊渠西击南征、势力直抵长江流域看，又证明楚国经济实力已大为增强，政治、经济中心亦开始南移。上述所引有关考古发掘材料，与《左传》、《史记》有关记载，大致是吻合的，反映了西周时期楚国经济、文化初步发展的粗略状况。)
商人之先祖契是帝喾高辛氏之后，与楚族一样，同是诸夏之族中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乌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诗·商颂·玄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契是其母吞食玄鸟卵而生，故有“玄王”(《吕氏春秋·有始览》：“北方曰玄天。”故有学者认为玄王，是为北方之王。)之称，因佐禹治水有功，为帝舜封之于商，当是尧舜之际的重要军事首领人物之一。“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国语·周语下》)，由契至汤，共传十四代，汤兴灭夏，祝融各部，或早臣夏被夏灭，或抗商被商灭，楚之直系先祖季连部举族南徙，在丹、淅一带，避开商的兵锋，求得生存与发展。
商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均有很大的发展。它在巩固王畿统治的同时，还不断地对周边地区进行征服战争。西北众多的方国部落，如土方、羌方、面方、芍方、鬼方等均先后被征服。对江淮至山东沿海一带的群舒、夷方和江汉地区的荆楚，也常举兵征讨，迫其臣服。《诗·商颂·殷武》：“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可见荆楚是商王朝统治下“南乡”的一部，也臣服商王朝。“南乡”诸部由于不堪忍受商王朝的剥削奴役，也常起兵反抗，终商一代，这种征服和反征服的战争一直是存在的，至后期，也愈演愈烈。见于殷墟卜辞记载的，如“□□卜贞，弗雀噩在南?”“多 亡祸在南土?”此雀、多 在南土镇守，凶吉如何，商王朝惴惴不安。又如：“癸亥卜，王曰： 余自征?不征?”由于“南土”(“南乡”)反抗激烈，商王朝最高统治者竞卜问是否亲征(卜辞均引自《盘龙城和商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见于史料记载的商与荆楚最激烈的一次战争，也正是上述《诗·商颂·殷武》所记的：“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可见这次战争规模很大，商王朝势力已进一步深入到更广阔的地域；但荆楚力量也不小，竟有强兵劲旅与之抗衡。
随着商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征战或征服，先进的商文化也传播到这些地区了。根据近年来考古发现，祖国西北、东北各地和荆楚地区的汉东、汉西以及湘赣一些地方，也发现商代文化遗址和遗物，说明商王朝的政治、军事势力和文化影响，不仅扩及西北、东北一带，而且也已深入到荆楚及长江以南地区了。1954年，武汉地区人民在防洪抢险中，离汉口北约五公里处，发现了商代遗址，由于该城址为盘龙湖所环抱，故名盘龙城遗址。遗址东西长1100米，南北宽1000米，东南残存城垣，夯土筑成。城垣外陡内陂，外有14米宽的深沟环护。城内东北有三座平行排列的大型宫殿基址，其主柱、筑墙技术与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完全一致。城外四周分布着手工作坊、小型墓葬和简陋民居残迹。作坊为酿酒、冶炼、制陶各业。城较远处另有大型墓葬。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有礼器、兵器、生产工具和日用器等。其中有一件青铜钺和一件大圆鼎，堪称为商代青铜器珍品。青铜器在器形、制作工艺和纹饰各方面均与二里岗出土的青铜器相类似。遗址还发现有炼锅陶片、铜渣、孔雀石、红烧土和木炭等，说明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是就地取材冶炼的。盘龙城遗址是商代城址中保存最完好的一处，它充分说明商文化已深入影响到江汉地区了(参见《盘龙城和商的南土》、《盘龙城商代二里岗期的青铜器》(《文物》1976年第2期)。
此外，鄂西宜都清江口出土了铜矛(《考古》1986年第1期)，江陵张家山出土了铜镞(《江汉考古》1980年第2期)，数量虽少，但说明商青铜文化也已传播到汉水以西之地了。至于陶器文化，由于江汉地区先民陶器制作一直很发达，商代陶器文化虽已传入，但土著陶器与中原陶器仍是并驾齐驱，各领风骚。见于江陵荆南寺出土的陶器，种类繁多，风格独特，按其特征不同，可归类为两组。一组为鬲、盆、簋、爵等，常见于河南郑州等地，是典型的商陶器。另一组为豆、鼎、碗、罐等，则为本地所独有(此为荆州博物馆所展出实物。)它表明，土著陶器制作虽一脉相传，保持不衰，但中原的陶器文化也不断地传播过来，这就决定 发迹于江汉地区的楚人，必然会采夏夷之长技，创造具有自己特色的楚式陶器文化。
殷商是有文字可考的朝代。它除了甲骨文外，还有刻在陶器上的陶文、铸在青铜器上的金文，以及刻在玉和石上的文字。中国文字(汉字)起源于图画，当非始自商代。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彩陶文化期，就出现了在陶器上刻划的符号。这种陶符，“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于省吾《关于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
甲骨文，上承“陶符”，“六书”俱备，奠定了汉字的基础。楚地其时迄今虽未发现自己的文字，但从后来楚国文字的特点看来，它与中原先秦文字结构基本相同，属于同一个文字系统。
商王朝是当时中原一文明大国。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奴隶主贵族脱离生产，以专门从事管理国家军政大事、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传授明君臣之义长幼之序，这样，教育的场所学校也就产生了。《孟子》载：“夏曰校”、“殷曰序”，《汉书·儒林传序》则记“殷曰庠”。“序”和“庠”都是学校。在学校里，不仅商王朝的王亲贵戚、诸侯大家子弟可以接受教育，就是方国部落后裔亦可前来学习，以利于加强商王朝的统治。见于殷墟卜辞记载，有“戊戌卜，雀，若，教”、“丁酉卜，其乎 多方小子小小臣其教戒”、“丙子卜，多子其[征]止](徒)学”、“多子学”等内容，说明商代学校是接受周边方国部落，其中也包括荆楚的贵族及其子弟前来学习的。楚国后来在语言、文字及物质文化方面，与诸夏同步发展，显然与商文化的浸染是分不开的。
二、商末周初楚国的建立
《史记·楚世家》：“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早)卒。”鬻熊是芈姓季连部落酋长，在商衰周兴时，审时度势，率族及时投靠周文王，参加了灭商的斗争，受到周王室的重视，给予“子”(商周时期，已实行公侯伯子男的班爵制度，以明确贵族的等级和方国部落的地位。此“子”，即周王室给予内附有功的异族酋长的封号，和其他班爵封号一样，是奴隶制国家的一种组织形式。)的封号，臣属于周。《史记·周本纪》亦载在周文王时，有“楚子”“往归之”。这“楚子”也就是“子事文王”的鬻熊。《裴解》引刘向《别录》记：“鬻子，名熊，封于楚。”所以，鬻熊是楚国的最早缔造者。楚人后来感念其功，把他与祝融一样，作为祖先祭祀。《左传·[亻喜]公二十六年》戴：“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子让之。”夔是季连的别支，后来不祭祀祝融与鬻熊，楚人先谴责，后除灭。正因为鬻熊有如此崇高地位，所以关于他的传说也很多。如《楚宝》戴：“鬻熊，……年九十始见于文王，王曰：‘噫，老矣。’鬻曰：‘使臣捕兽逐鹿已老矣，若使坐策国事，臣年尚少。’文王善之，遂以为师。”贾谊《新书》说，周文、武、成王三代都以鬻熊为师，问以国事。过三百余年，楚武王还为此自豪地说：“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史记·楚世家》。)鬻熊既是周文王之师，当有许多言谈轶事，故后又辑成《鬻子》一书传世。《汉书·艺文志》就载有《鬻子》二十二篇，并加注说：“鬻子，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始祖。”道家源于楚国，相传鬻熊又是道家的先驱，《汉书·艺文志》就把他列为“道家”。这样看来，鬻熊不仅是楚国的缔造者，又是道家学说的开拓者，是楚国最早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鬻熊死后，其后熊丽、熊狂仍处于周文、武王时期。到熊绎时，周成王“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姓，居丹阳”(同上。）熊绎与鲁、卫、晋、齐等姬姓国或姻亲国一样，“俱事成王”。周成王初立年幼，周公旦摄政，“管、蔡启商，[甘/大/心]间王室”(《左传·定公四年》)，商纣子武庚勾结管、蔡，发动叛乱。周公果断东征，历时三年，最后取得了完全胜利。在此基础上，又建侯卫，营成周，巩固了统治，使西周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三个中原强大的奴隶制王朝，并把奴隶制推向极盛阶段。周王室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再一次对鬻熊之后熊绎封于楚蛮之地，并有明确的姓和都城。所以有学者以为，此时才有“楚”这个正式的国号兼族名(张正明《楚文化史》。）从鬻熊至熊绎历代居丹阳后，丹阳就成为楚人立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史记·孔子世家》记楚昭王时令尹子西语：“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看来楚人初居丹阳，只是弹丸之地，其后，即以此为立足点，向南推进，发展成为雄踞南方的泱泱大国。因此，一部楚国历史与文化史的起点，应从丹阳说起；而丹阳究在何处，也当然就成为我国历史上长期讨论的热点。《汉书·地理志》谓丹阳属今安徽当涂境，《水经注》即已否认，故此说已为后人所不取。《水经注》否定了此说后，称今湖北秭归为熊绎之始国，故丹阳在秭归。另外，《史记·楚世家》集解引徐广语、《左传·桓公二年》正义引宋仲子语，谓丹阳在今湖北枝江。这两种说法来源均较早，今天亦多有学者持此两说。清人宋翔凤在其著《过夜录》卷九《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徒郢考》中，则首倡丹阳今河南淅川说。淅州在丹江之北，符合丹阳的地望。此说日渐盛行，今人从此说者甚多。张正明、喻宗汉依据古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进一步认为，鬻熊所居丹阳在今丹水之阳，熊丽所居丹阳在讨睢山之间(《墨子·非攻下》：“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即今湖北南漳境，熊绎所居丹阳则在睢山与荆山(《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之间，亦在南漳境，故他们认为，丹阳地望，实为异地同名(张正明、喻宗汉《熊绎所居丹阳考》(《楚学论丛》1990.9江汉论坛专刊)。楚人南徙丹、淅一带后，在商末周初期间，迫于商、周的压力，是难以向东、向北、向西拓展的，只能向南推进，故从鬻熊至熊绎几代，以故地丹阳为中心，沿丹、淅水南下至睢山、荆山一带，进行开辟，是很符合楚人早期的行踪的。地面扩大了，然熊绎都丹阳，仍有可能在淅川。事实上，今淅川发掘出了众多的楚墓群，出土了很多文物，可见其地确为楚国早期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除上述各说外，还有学者认为，淅川是西周末至春秋初的都城，熊绎所居丹阳似当在今陕西商县的丹江河谷(石泉、徐德宽《楚都丹阳地望新探》(《江汉论坛》1982年第3期)。
《左传·昭今十二年》记右尹子革答楚灵王语：“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奔，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晋栾武子语：“楚自克庸以来，……训之以若敖、[虫分]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草莽、山林意近，故熊绎辟在荆山，实属山林蛮荒之地。筚路，杜注：“柴车。”孔疏：“以荆竹织门谓之筚门，则筚路亦以荆竹编车，故谓筚路为柴车。”蓝缕，杜注：“敝衣”。《方言》说：“楚谓凡人贫衣被丑敝为蓝缕。”“筚路蓝缕”，是说熊绎等先辈穿的是敝衣，坐的是柴车，带领部众在山林草莽之地辛勤开发，建国立业，充分显示了楚人不畏艰苦，敢于与自然斗争的精神。从鬻熊至熊绎几代，随着楚国的建立，楚族也就从氏族制进入到早期奴隶社会了。
楚人立国后，与中原诸侯一样，必须按时述职进贡。上文说的“跋涉山川以事天子”，是说熊绎携带桃弧棘矢等地方特产，涉渡汉水、丹江，翻越秦岭，风尘仆仆，“以事天子”，奉承唯谨。楚人除贡桃弧棘矢外，还贡苞茅。《左传·[亻喜]公四年》记楚成王十六年时，齐桓公率中原诸国南下攻楚，理由之一是“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供)，无以缩酒”。楚国马上认错，表示以后照常进贡就是了。苞茅，杜注：“包(苞)，裹束也。茅，菁茅也。束矛而灌之以酒为缩酒。”缩酒的“缩”字，《说文解字》作[艹/酉]，释为“礼祭束茅加于裸圭，而灌[凶匕]酒，是为[艹/酉]，象神歆之也。”[艹/酉]，从酉、草，酉即古酒字，草即茅，祭祀时，束茅而立，以酒自上浇下，其糟则留在茅中，酒汁渐渐渗透下去，状神之所饮。这就是缩酒的仪式(缩酒之礼)。荆楚盛产茅，《禹贡》、《汉书·地理志》等就有“包匦菁茅”的记载。楚人居丹、淅至睢、荆山一带后，可能就掌握了这种祭祀方法，后来则传至中原地区。《周礼·天官》说：“祭祀供萧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楚之菁茅不贡于天子三年矣。”所以，周王室一直是依靠楚国进贡苞茅来进行祭祀的。
《国语·晋语八》：“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艹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韦昭注：“置，立也。[艹/绝]，谓束茅而立之，所以缩酒。”在岐阳盟会上，熊绎管理置茅缩酒，并与鲜卑酋长一起“守燎”，是无资格参加诸侯盟会的。这一方面说明熊绎地位之低下，另一方面也说明楚国不仅有进贡苞茅的义务，其国君还须亲自主管缩酒仪式和“守燎”祭天。在政治上，楚国国君地位不高，在缩酒祭祀上却享有特权。这可能与楚地独产苞茅和楚人传统的掌天人相通的职责有关。楚人对此亦极为重视，引以自豪。楚人姓芈，历代楚国国君都冠以“熊”字，即以缩酒为职，以职为氏。“熊”从“[今]酉]”(见于楚器上，楚国国君(王)自称“[今/酉]某，如湖北随县出土的楚王bo，铭文有“[今/酉]章”二字，安徽寿县出土的楚王鼎，铭文有“[今/酉]肯”、“[今/酉][于/心]”等。)，“[今/酉]”即“[艹/酉]”，[艹/酉]，像神饮酒；“[今/酉]”像人饮酒，是“[艹/酉]”的人格化，“熊读入喻纽，[今/酉]读入影纽，古清浊不分，于声至近”(商承祚《寿县新出土楚王鼎考释》(《国风》第4卷，第3期)。
[今/酉]、熊通假，后来一律把“[今/酉]”写作“熊”字了(张正明《楚文化史》。）所以楚人姓芈氏熊，即以缩酒祭天(神)为氏。这在“天人合一”的氛围下，楚人进贡苞茅、主管缩酒祭祀，是极其荣尊的职责。当然，有学者以为楚人的图腾是熊，故氏熊(持此说学者认为，楚人是黄帝之后，而黄帝据说有“六兽之师”，其中就有以熊和罴为图腾的氏族部落，楚人可能就是以熊为图腾崇拜的部落之一。罗香林在《中夏系统中之百越》一文中说：“楚人首领，世世冠以熊字，似熊为在楚人原所氏，亦即以熊为图腾祖遗影。”)。
三、周昭王攻楚及其失败
楚国是西周侯卫统治下的“南国”之一。商末周初，由于鬻熊举族投周之后，楚与周王室的关系一般是良好的。周武王死，子成王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史记·鲁周公世家》。）后来，流言澄清，周公又回去了。周康王时，楚与周关系亦属正常(《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灵王语：“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亻及、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究其原因，一是周楚同源(周人，姬姓，传说是帝誉之后)，鬻熊臣周，奠定了亲善关系的基础。二是周初克殷，后又周公东征，足见殷商残余势力与东方方国部落一直叛周抗周，周王朝不得不全力东向，重点打击东方方国部落。三是楚人辟在蛮荒之地，势弧力单，只得卑事周天子，当不会引起周王室的重视。
但是，“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左传·隐公十一年》)，楚是周王朝的异姓国，一开始就受到周天子的歧视，甚致在诸侯盟会上，都没有与盟的资格。周王室对齐、晋等诸侯国均有赏赐，而楚国则无。时过五百多年，楚人对此仍耿耿于怀，愤愤不平。如春秋中后期，楚灵王就说先王熊绎与齐、晋、鲁、卫等国君一样并事周康王，四国可得珍宝之器，而楚国则无分，因此要与周王室“求鼎以为分”。右尹子革告诉他：“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左传·昭公十二年》。)这种建立在“亲亲”、“尊尊”的宗法等级基础上的主从关系，必然产生深刻的矛盾，从而导致征服和反征服战争。事实上，早在周初，周王室为了加强对楚国和荆楚地区庸、卢、彭、濮等方国势力的控制，在汉东就分封了一些姬姓国，在南阳盆地，又有申、吕等姜姓国(姻亲国)。楚国慑于周王朝的强大，不得不进贡苞茅等物，表示臣服。
周成、康王时期，东都洛邑建成，东西连成一片，长达千里以上，初步巩固了对“东土”的统治。周共王时，楚国一方面卑事周王室，一方面“筚路蓝缕”，辛勤开发，国家已呈勃兴之势。所以到周昭王时期(约公元前1000椙?77年)，周、楚关系开始紧张起来了，周昭王集中全力，打击楚国。据陕西扶凤出土的《墙盘》铭文记载：“弘鲁召(昭)王，广笞荆楚，唯狩南行。”可见周昭王亲领军队南征，声势浩大。另据《竹书纪年》记载，周昭王攻楚，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周昭王十六年(约公元前985年)，周昭王“伐楚，涉汉，遇大兕”。这次，一般认为其时与上述《墙盘》记载相同。周昭王领军渡过汉水，深入荆楚一带。渡汉水时还遇见“大兕”(兕，古代犀牛一类动物。《左传·宣公二年》：“犀兕尚多。”)。
第二次，周昭王十九年(约公元前982年)，周昭王派祭公辛伯攻楚，“天大日[壹]，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这次渡汉水时，阴风骤起，气候恶劣，将士惊恐，军队大部丧失。这次失败归咎于天时不利，实际上周王朝军队当遭到楚军强有力的伏击。
第三次，“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王南巡不返”。此年，据鲁纪年推算，当为周昭王二十四年(约公元前977年)。这次攻楚，周昭王全军复没，周人讳言此事，模糊地说“南巡不返”。周昭王死因，《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说：“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舟进。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这里说的“船人”，就是楚人起而抗周，设计献胶粘接的船只，船驶至中流，胶液融化，船只解体，周昭王及其部众，溺水而死。屈原在《天问》中写道：“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周昭王累累南征，当然不是为了贪求什么，而是由于楚国的勃兴，引起周天子的惊恐，不得不领兵亲征，企图遏制楚国的发展。
周昭王攻楚及其败亡，是我国历史上一件大事。此后，周王朝由盛而衰，楚国则日益发展强大，逐步走上与周王室分庭抗礼的道路。
四、熊渠对周王朝的公开对抗
周昭王死，子穆王立，西周社会矛盾不断加深，国势日趋衰落。在统治阶级内部，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级不同的奴隶主贵族，已呈现升沉兴衰的波动，原来地位较高的贵族，政治失势，田地荒芜，家境日蹙，而原来地位低下的贵族，则注意生产，招徕奴隶，经济实力不断增长。这样就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和斗争。在这同时，广大奴隶人民群众，由于不堪忍受奴隶主贵族的残酷剥削奴役，或逃亡，或奋起抗争，奴隶制危机已日益加剧，江河日下。
周王朝对周边方国或臣属民族，除索取贡物外，又不断地进行征服战争，掠夺人口和财富。所以，周王朝与周边各部一直存在深刻的矛盾。周边各部随着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与周王朝的军事冲突也逐步升级，已非昔日周王朝能轻易地予以征服或压服了。据《国语·周语上》载，周穆王时，西北境犬戎诸部日益强大起来，有时竟骚扰到宗周(周公东征后，西边关中平原，以镐京为中心，称为“宗周”。东边的河洛地带，以东都王城为中心，称为“成周”。)附近。周穆王亲自领兵攻打犬戎，结果，只取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白狼、白鹿或系氏族徽号。）从此，周王朝与西北犬戎各部关系更加紧张。正当周穆王西征时，东土的徐偃王联合徐奄诸部乘机发动叛乱，举兵伐周。周穆王闻讯后急忙回军东向，并不得不向楚国求援。楚国大举出兵，与周王朝一起攻打徐偃诸部，徐偃王败亡(此从《后汉书·东夷传》、《博物志》所记。）昭、穆之后，西周进入共、懿、孝、夷、厉诸王统治时期(约公元前912-842年)。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人民群众反抗斗争迭起，井田制开始崩溃(据周共王《卫鼎》铭文载：裘卫以绢帛等交换矩伯一个“里”，说明西周井田制下“田里不鬻”的格局开始瓦解。)周王朝统治更加腐朽没落。北方的[犭/严]狁、西方的犬戎、东方的淮夷、南方的荆楚，交相叛周攻周，西周统治岌岌可危。《汉书·匈奴传》说：“至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允之故。岂不日戒，猃允孔棘。”约公元前895年(周懿王十五年)，周王朝一度被迫自镐徙都犬丘(今陕西兴平东南)。周夷王时，“荒服不朝”，天子始下堂见诸侯，[勤见-力]礼废。
与周王朝内外矛盾重重、国势穷蹙相反，楚国经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国势则蒸蒸日上，由弱而强。熊绎下传四代至熊渠时，楚国已巩固了自己的根据地，开始向周围地区开拓。
熊渠，勇力过人，胆略非凡，是楚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国君。由于他功绩卓著，楚国后人也是把他作为神奇人物传颂的。如《韩诗外传》说：“昔者熊渠夜行，寝石，以为伏虎，弯弓而射之，没金殷羽，下视，知其为石。”《史记·龟策列传》甚至还说，连后羿的射技也不及熊渠。熊渠不仅善射，在战场上勇于作战，而且在政治上也很有头脑。他向周围地区的开拓，大致执行的是近交远攻、先礼后兵的方针。楚国发迹于丹、淅，后向睢山、荆山发展，即沿丹水而下，逐步至汉水流域。其间广阔地带，杂居着群蛮百濮等方国部落。此外，西南有巴人，东南还有扬越。在周王朝的压迫下，楚人一方面臣服姬周，一方面巧与周围方国部落周旋，求得生存与发展。《史记·楚世家》称熊渠在江汉地区甚得人心，“蛮夷皆率服”，可见熊绎以后历代，为了站稳脚跟，对群蛮百濮等方国部落是小心翼翼的，不敢有丝毫怠慢疏忽。熊渠承继国君后，国力增强，后方稳固，开始有重点有选择地攻打邻国，开拓边境。
《史记·楚世家》：
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
庸，杜预注为上庸，即今湖北竹山，在荆山西，故地处楚国西陲。它历史悠久，曾随同周武王灭商。熊渠攻庸，除了为巩固自己的后方外，还在于削弱庸这一古国地位，以播扬楚国的声威。扬粤，即扬越(此扬粤(越)，地处荆楚。《中华地图学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明扬粤(越)在古扬水以东、以南、洞庭湖地区。旧解扬越因扬州得名，是因战国后越人散布古扬州各地，说明春秋战国后，扬越由西而东，向扬州流徙。)，指古扬水以东以南、洞庭湖区域的越人。熊渠向西攻打庸后，即沿汉水而下攻打长江流域的越人，一直攻打到鄂(今湖北鄂州市境)(鄂，有西鄂、东鄂之别。《括地志》说：“邓州向城县南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故西鄂在今河南邓县境。东鄂，则在今湖北鄂州市境。此鄂，当指东鄂。据《史记正义》说，原邓之西鄂，是后来东徙至鄂州的。）鄂，交通方便，物产丰富，是当时炼铜业的中心。在鄂境内，今大冶铜绿山有着丰富的铜矿资源，商周时期一直就是一个著名的炼铜基地。熊渠攻打越扬，兵锋直抵鄂，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夺取那里丰富的青铜原料，并试图把扬越至鄂一带，纳入楚国管辖范围之内。当这一战略目的初步实现后，熊渠不满足原来子男之国的地位，公开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公然也以天子自居，封长子康为句?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史记·楚世家》。）句?，裴[马因])。熊渠把如此广阔的“江上楚蛮之地”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就是力图把楚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增强国力，以与周王室对抗。
楚人长期臣商，后又从周立国，所以在政治上，也仿效商周，实行以王为首、分封诸侯的奴隶主贵族政体。当然，熊渠的分封，只是一种尝试，后来随着周王朝的衰败，周初大分封的形式在楚国并未实行，但其奴隶主贵族政体的基础----采邑制则是普遍推广的。楚国后来出现的许多大贵族，如若敖氏、[艹/为]氏、屈氏等，就是从最初实行采邑制发展而来的，[艹/为]氏、屈氏并以采邑为氏。
周厉王时，强化国家机器，垄断国家资源，对周边“荒服”地区，不断攻伐，荆楚亦不例外。《史记·楚世家》说：“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熊渠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与周王朝正面冲突，于是自动去其王位，取消对儿子的分封，继续臣服于周。从熊绎至熊渠(约公元前1027-963年)的一百多年间，楚国由弱变强，与中原各诸侯国一样，逐步摆脱周王室的束缚，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其时，楚国虽然以丹、淅至汉水上游为根据地，但其势力已渐南下，并扩大了对周围地区的统治。熊渠兵锋向南而东，表明他战略发展的重点在南方，企图先在长江流域确立一强国地位后，然后北上争雄，决心走与周王朝分庭抗礼的道路。熊渠的这一方针，对后来楚国国君影响很大，奠定了后来楚国立足于江汉、争霸中原的战略基础。熊渠自称“蛮夷”，“不与中国之号谥”，成为楚人一大精神支柱。楚人长期以来师夏师夷、以夏变夷，创造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荆楚文明，与这一战略思想是分不开的。熊渠不愧是楚国历史上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五、西周末年周、楚矛盾的继续发展与“汉阳诸姬”
周厉王末年，“专利作威，佐礼进祸”，致使国人财力穷尽，“民不堪命”。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始有准确纪年)，“邦人”(国人)、“正人”(百工正长所属之人)、“师氏人”(宿卫王宫的军卒)，怒不可遏，冲进王宫，周厉王狼狈出逃，朝政由诸侯掌管(《史记·周本纪》说召公、周公二相行政，《竹书纪年》则谓“共伯和干位”。)。楚国自熊渠之后，历经熊挚红、熊延、熊勇、熊严四代国君，执政时间都不长(约公元前857年，周厉王立，熊渠自去其王号(熊渠卒年不详)，前828年，熊严卒，前后共约29年。在此期间，历经四君，除已知熊勇、熊严分别执政十年外，熊挚红、熊延两代不足十年)，其事史料记载亦缺乏。公元前827年，周宣王立，楚国也恰为熊霜初立。在周宣王初立、力图“复文武之境土”时，楚国则一度政治波动，发生了争夺君位事件。据《史记·楚世家》载：“熊霜六年，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而少弟季徇立，是为熊循。”熊霜六年(公元前822年)，由于楚人仍沿袭母权制遗风，“楚国之举，恒在少者”(《左传·文公元年》。，君位传袭并未确立嫡长子继承制，故熊霜死后，君位未能传其子，出现了“三弟争立”。在争夺君位斗争中，仲雪死，叔堪逃亡，在濮地避难。濮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方国部落。《尚书·牧誓》记参与周武王伐纣灭商战争的，有“庸、蜀、羌、[髟/矛]、微、卢、彭、濮人”。可见濮是姬周的重要盟国和属国。西周时期，濮人散居楚之东、西、南境，即汉水两侧，号称百濮。楚人为能在楚蛮之地立足生根，与濮人关系当属良好，故叔堪争君位失败，逃到濮地，变服从俗。“芈姓有乱，必季是立”(《左传·昭公十三年》)，君位仍传到少弟季徇，即熊徇，楚国政局才稳定了下来。周宣王因经共和时期的相对稳定，继位后即频繁对外用兵，号称“中兴”。熊徇在位22年，国势一度复振，于公元前800年(周宣王二十二年)卒，子熊[鄂-力]立。公元前791年(周宣王三十七年)，熊[鄂-力]卒，子熊仪立，号若敖，周宣王统治进入后期，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国势复又转衰。楚国这时可能由守转攻，对外发展，与周关系重又紧张了起来。公元前789年(周宣王三十九年，熊仪二年)，周宣王攻伐姜氏之戎，战于千亩(今山西介休南)，周军大败。在此同时，对南方也发动了大规模战争，结果也失利。据《史记·周本纪》载：“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南国，三国吴人唐固说在南阳。前蜀人韦庄以为在江、汉之间。从西周长期对东南夷和荆楚的用兵看，此“南国之师”，也当指东南和荆楚地区。周王朝对荆楚等南国用兵失败，只得又在太原一带清查户口人丁，补充军队。可见这次失败是很惨重的。《诗经》有关篇章，对周、楚间的争战，也有反映。如《诗·小雅·采[艹/已]]》：“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无老，克壮其猷。方叔率止，执讯获丑。”《大雅·江汉》：“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江汉汤汤，武夫[氵光][氵光]。经营四方，告成于王。”“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这些诗篇虽然都是歌颂周宣王武功之作，不免有夸大成分，但确也反映了楚国与周王朝激烈冲突的事实。
周王朝为了加强对荆楚的控制，“以蕃屏周”，陆续在汉水以东以北和江、淮间，分封了不少姬姓或姻亲诸侯国，即所谓“汉阳诸姬”(清人易本火良《春秋楚地问答》说“汉阳诸姬”“西自汉水以东，南自汉水以北，东至于光、黄，北至于淮汝”。）“汉阳诸姬”，重要的有如下一些诸侯国：
随(今湖北随州市境)。《世本》：“随国，姬姓，不知始封者为谁。”原在汾水流域，昭、穆时期，不断攻打荆楚，随亦被徙封于江淮汉水之间。童书业指出：
汾水流域附近之国名地名常出现于江淮汉水之间，如江淮汉水间有随、鄂、沈、黄、唐等国，汾水流域附近亦有之(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
随国国力最强，是汉东大国，并为汉阳诸姬盟国之首。
唐(今湖北随州市西北境的唐县镇)(何光岳《楚灭国考》(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2月第1版)。姬姓，与随一样，原在汾水流域，后徙封于汉东。
申(今河南南阳市北境)。姜姓，姬周姻亲国。《国语·周语中》：“齐、许、申、吕，由太姜。”故地应在今陕西泾渭间。《左传·隐公元年》孔疏：“申之始封，亦在周兴之初，其后申绝。至宣王时，申伯以王舅改封于谢。”此谢，《国语·郑语》说在南阳，《汉书·地理志》说在宛北，《大清一统志》说在南阳北，故申在今南阳市北境。
吕(今南阳市西北境)。吕与申同为姜姓国。《国语·郑语》：“当成周者，南有申、吕。”所以，吕与申一样徙封于南阳一带。“吕”，亦作“甫”，吕侯受命制《吕刑》，亦称《甫刑》。可见吕国历史悠久，吕人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治国经验。
曾([曾阝] 、缯，今南阳市北一带)。《国语·郑语》韦昭注：“缯，姒姓，申之与国也。”故缯、申关系密切，当地处今南阳市北一带(南阳市北方城有缯关，历代史家认为此即曾的始封地。）郭沫若《中国史稿》说湖北孝感地区发现的周成王时代的青铜器，记载着周成王南征经过的曾，后来封有姬姓侯，从此有学者认为周初之曾，还是姬姓之曾，原姒姓曾，已东迁齐地。曾从昭、穆以后也是“汉阳诸姬”的重要古国。
厉(赖，今随州市东北)。姬姓，与随、唐比邻，同为周的重要属国。
贰(今湖北应山境)。偃姓，周之封国，与随、郧比邻。
轸(今湖北应城境)。偃姓，周之封国，贰、轸关系密切。《左传·桓公十一年》：“楚屈瑕将盟珍贰。”郧([云阝] ，今湖北安陆境)。《通志·氏族略》：“[云阝] 氏，亦作[[女云]，亦作郧，又邑作云。”[[女云]姓，祝融八姓之一，与楚同祖。《路史·后纪》说：“云近楚，若敖父子娶焉，后灭之。”按同姓不婚遗制，应非[[女云]姓，故有学者认为是姬姓国。
蓼(今河南唐河境)。偃姓，地处申、吕南，唐、随北。
以上诸侯国，地处汉东、汉北，犹如汉东北一道屏障，紧紧地束缚住楚国，阻遏着楚国的北上与东进，并可随时配合周王朝打击楚国。
在淮水流域，周王朝的主要封国或属国有：江(嬴姓，今河南正阳西南)、息(姬姓，今河南息县境)、弦(姬姓，今河南息县南)、黄(嬴姓，今河南潢川境)、蒋(姬姓，古期思县，今河南固始境)、蓼(偃姓，今河南固始东，非前述唐河境的蓼)等。在淮北及江、淮间，亦有众多的封国与属国，无疑都严重地阻障着楚国的发展。
六、楚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初步发展
商末周初楚国的建立，标志着楚国已从氏族制进入早期奴隶制。早期奴隶制的基本特点，是血缘关系与等级关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留有氏族制遗风。楚国的国君，既是一国之主，又是楚族一族之长。协助国君料民理国的是大贵族----“敖”。敖即豪(氏族酋豪)，是氏族贵族蜕变过来的，成为楚国统治集团的支柱。入春秋后，煊赫一时的若敖、[艹/为]敖，就是“敖”权力膨胀的结果。楚立国后，国君由“敖”拥戴，而有的国君本身亦称“敖”。如西周末年熊仪，称若敖、熊仪子熊坎，称霄敖。楚国国君的继承制度，也已确立。从鬻熊开始，一般是父死子继(并未确立嫡长子继承制，而是“恒在少者”，如前所述)，也伴以兄终弟及。如熊挚红传弟熊延、熊勇传弟熊严等。从这种君位继承情况看，君族已牢牢地掌握了最高统治权，国君集政权、族权于一身，已非昔日氏族制民主推举氏族首领或军事首领了。
楚人是在臣服商周，又与商周王朝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所以楚国也建立了军队，并日益强大。商王武丁时期，商王朝军队攻打荆楚，“裒荆之旅”，可见其时荆楚已有一支可观的军事力量。当然，这里的荆楚，是泛指居住在江汉地区的包括楚人在内的众多方国部落，并非指楚人一族。西周时期，随着楚国的建立与发展，楚国军事力量也日趋强盛。终周一代，周王朝视楚国为敌国强国，不惜倾全国力量，累累攻打，证明楚国确实存在有完善的组织系统，深谙作战方法的军队。熊渠的西击南征，政治、军事目的非常明确，表明楚国军队无论在指挥作战或组织行动方面，均已渐趋成熟。
西周是继夏、商后第三个统一奴隶制王朝，其先进的经济、文化对各臣属之邦都有深刻的影响，荆楚地区也不例外。据目前考古材料所见，在汉水以东的今湖北蕲春境内，1958年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大型木构建筑遗址(《湖北蕲春毛家咀西周木构建筑》(《考古》1962年第1期))，其中有木柱、木板、木制的楼梯，是长江流域特有的木构建筑。遗址还出土了陶器、骨器、铜器、漆木器、卜甲骨等。1960年在蕲春之西北、随州之东的红安金盘遗址，发掘出了丰富的文物。其中陶器有鬲、鼎、[缶本]、罐等，青铜器有刀、矛、镞，还有铜范等(《湖北金盘遗址试掘》(《考古》1960年第4期)。今黄石市境内铜绿山铜矿的冶炼，继续得到发展。
在汉水流域附近，1966年在京山坪坝苏家垅出土了一批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青铜器，共97件，其中7件有铭文，铭文有“曾侯中子[彳才游-氵-方]文”、“曾中[彳才游-氵-方]父”等内容，说明铜器主人为曾国国君。其主要礼器组合为九鼎八簋(缺一簋)，此外，还有鬲、豆等器物(笔者在荆州博物馆所见。）
在汉水以西，1961年在江陵万城出土了西周早期青铜器17件，有簋、鼎、戈、觚、爵、尊、觯、卣等。其中9件有铭文，文中“邶子”、“邶柞”字样，当为邶国的遗物(同上。）邶，古邶国。《说文》：“邶，古商邑，自河内朝歌以北是也。”郑玄《诗谱·北[庸阝]卫谱》。熊[鄂-阝]是熊徇之子，于公元前800-791年在位，时值周宣王晚期。
此外，1980年在湖南麻阳发现了西周之际的古铜矿井，可见西周末楚人已进入这里开采铜矿了。另据西周某些铜器铭文中，有关于周王朝南征“俘金”的记载(如周昭王时《过伯簋》，其铭文说：“过伯从王伐反荆，俘金，用作宗室宝尊彝。”)，楚国有可能在熊渠之前就会铸造青铜器了。刘彬微说：“就现有资料而言，已发现的青铜器，其年代上限还到不了西周初期楚人立国之时。最早的楚铜器年代虽可上溯至西周中期，但西周中晚期的楚铜器数量甚少，……。”(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铜器和铁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7月第1版)。可见终西周一代，楚国青铜器的冶炼与铸造尚不成熟，规模也不大。
1975年冬至1979年秋，湖北省有关考古人员在湖北当阳赵家湖，发掘了西周晚期至战国中期的楚墓共297座。墓葬形制均为竖穴土坑，棺椁大多保存较好，分一棺一椁墓、单棺墓、无棺墓三类。随葬器物主要为陶器，组合有鼎、鬲、豆、罐；鬲、盂、豆、罐；鬲、盂、罐；鬲、孟、长颈罐；鼎、敦；鼎、敦等。铜器组合有鼎、簋；鼎、簋、盏；鼎、敦等。还出了一定数量的兵器和少量的漆木器。高应勤、王光镐把墓葬分为四类七期。四类，即甲类、乙A类、乙B类和丙类。甲类墓出铜礼器和仿铜陶礼器。乙A类春秋战国后，先出陶生活用器，后出仿铜陶礼器。乙B类则自始至终出陶生活用器。丙类墓无随葬器物。其中属于西周后期和两周之际墓葬，是迄今各地发现的楚墓时代最早的一批(高应勤、王光镐《当阳赵家湖墓葬的分类与分期》(《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出版，1982年版)。）从墓葬形式和随葬器物分析，王光镐认为，甲类墓纯属中原风格，即姬周文化因素。乙A类墓周式多于蛮式，乙B类则蛮式多于周式。此蛮式，即指江汉土著鬲文化，鬲称“蛮式鬲”或“苗式鬲”，并非名符其实的“楚式鬲”。楚文化因素的铜礼器和仿铜陶礼器，则始自春秋晚期，才在甲类墓和乙类墓中所见(王光稿《楚文化源流新证》。）因此，西周后期 赵家湖墓群中，尚不见有楚国经济、文化发展的明显迹象。
张正明认为，赵家湖楚墓出土器物就种类、形制而言，虽与中原文化因素大同小异，但毕竟是楚文化遗物，说明从西周晚期到战国中期，这里是楚人的聚落。甲类墓出有铜礼器鼎和簋，陶礼器有鼎、簋、鬲、罐、豆等，其墓主是楚国国人中的下等部落贵族。他们受华夏文化浸染，总是模仿华夏礼制。乙A墓无铜礼器出土，陶礼器基本组合为鬲、盂、罐、豆，墓主是平民和下等部落贵族，既受华夏文化影响，又吸收了蛮夷文化因素。乙B类墓主大抵是土著蛮夷，当属野人。丙类墓无随葬品，墓主地位当更低下。由于墓葬规格的不同，说明当时已存在国野、贵贱、贫富的分化，原始社会正在解体，阶级社会即将形成(张正明《楚文化史》。）从上述两位学者论述中，可知楚人建国后，既模仿华夏文化，又吸收土著居民文化因素，逐渐形成具有自己个性特色的荆楚文化。终西周一代，楚国经济、文化获得初步发展，为入春秋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载，西周末、春秋初楚国君若敖、虫分冒时期，还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又说：“若敖、虫分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从这些记载看，楚国尚在艰苦创业，势力还不强大，仍属所谓“荆蛮”阶段。但从熊渠西击南征、势力直抵长江流域看，又证明楚国经济实力已大为增强，政治、经济中心亦开始南移。上述所引有关考古发掘材料，与《左传》、《史记》有关记载，大致是吻合的，反映了西周时期楚国经济、文化初步发展的粗略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