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马致远,号东篱,大都人,元曲四大家之一。他生活于十三世纪下半叶到十四世纪初年,曾任江浙行省务官,加入“元贞书会”,创作杂剧十三种,现存八种。他的散曲近人辑为《东篱乐府》一卷,收小令一百零件首,套数十七套。作为一个深受民族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马致远对汉族国家的灭亡,怀抱深切的哀痛,对蒙古贵族歧视、压迫和掠夺汉人的政策郁结着难言的悲愤。但当时元朝的统治正日趋巩固,这种强烈的民族感情不能坦率地表白,只好“借古人酒杯,浇自己的块垒”,通过昭君出塞这个历史题材曲折地宣泄出来。

昭君出塞和亲的史实,载于《汉书》的《元帝本纪》、《匈奴传》和《后汉书·南匈奴传》。东汉以后,几乎每个朝代都有咏叹昭君的文学作品出现,仅诗歌就有六百多首,戏剧也有二十多种。比较重要的,有汉代托名王嫱写的《昭君怨》歌辞,晋、宋间石崇作的《王明君辞》,以及相传为葛洪编的《西京杂记》里的《王嫱》,等等。唐、宋时同类题材的诗篇就更多。历史上的王昭君虽只有一个,她的艺术形象却千姿百态,后代的作家往往借用历史题材反映现实生活,表达自己同时代人的思想感情。明以后的昭君戏,尚有陈与郊的《昭君出塞》,无名氏的《和戎记》、《青冢记》。清代有薛旦的《昭君梦》,尤侗的《吊琵琶》,周文泉的《琵琶语》等,成就都远不及《汉宫秋》。可以说,《汉宫秋》是历代昭君故事中一枝色彩璀璨的鲜花,它以个性化的人物、宏丽的场景、新颖的主题出类拔萃,成为古代悲剧的一种杰作。《汉宫秋》和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它对和亲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的描写。历史上昭君的出塞和亲,是在汉强胡弱、呼韩邪和元帝称臣的形势下安排的。这一决策加强了两族的团结,确保彼此的安全,是令人鼓舞的一件盛事。历代传诵的故事尽管人物情节千变万化,胡汉双方的阵势几乎始终如一,只有唐代的《昭君变文》把单于写得相当强大,足与汉王室相抗衡。到了马致远的笔下,双方的力量出现逆转,匈奴方面倚势要挟,汉王室则忍辱屈从,这种胡强汉弱的形势,改变了和亲的性质,也导致作品主题、人物和情节的大幅度改变。

过去同类题材的作品均以昭君为中心人物。或哀其不遇,怜其远别;或颂其美貌,嘉其胆识。《汉宫秋》则一反传统,以汉元帝为中心人物,别出心裁地虚构了他和昭君从相遇、热恋到生离死别的爱情波折,作为贯穿全剧的线索。又塑造了一味阿谀逢迎的中大夫毛延寿、只会“山呼万岁”的尚书五鹿充宗的形象。把匈奴的强盛骄横、汉王室的荏弱衰竭同时搬上舞台。这就把悲剧的主题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由抒写个人命运的不幸扩大而为描绘整个民族的屈辱苦难,使作品成为一幅具有时代特征的悲剧画卷。

如果认为马致远选择汉元帝为悲剧的主人公,仅仅是因为他擅长写末本戏,那是不够全面的。这个新的艺术构思同创作动机密切相关,作家的企图显然是通过这出悲剧,揭示民族衰败的原因,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他的目光不能不转移到汉族统治集团成员的身上。因为在作家看来,以皇帝为中心的朝廷,正是这一场民族灾难的罪魁祸首。分析《汉宫秋》登台的角色,可以窥见这个意图:元帝沉缅声色,怠于政事,信用奸邪佞谄之人;五鹿充宗、毛延寿等文臣武将窃取高官厚禄,在其位而不谋其政,一旦国难当头,或诿过卸责,或卖国求荣。这就是作家对导致民族危亡那些腐朽作风的揭露和鞭笞!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汉元帝、五鹿充宗在历史上实有其人,马致远并没有照搬史实,却重新作了一番艺术概括。他主要的生活根据自然是不久前覆亡的金王朝和南宋王朝,但由于作家历史知识的丰富,艺术技巧的熟练,他取材的范围并不限于一时一地,历代王朝末日的种种情状,都成了他泼墨走笔时的摹本。这就使他所塑造的角色充分典型化,舞台演出实际上成了封建社会末代王朝的真实写照。因此不仅是元代,而且明清以来的观众在欣赏《汉宫秋》一剧时,都因其中的人物情节毕肖现实而引起强烈的共鸣。《汉宫秋》并不是一出以情节取胜的悲剧,它的戏剧冲突在第二折就基本解决了,第三折是个尾声。但观众历来并不以看到了矛盾的解决为满足,还要倾听第三折《梅花酒》、《收江南》等脍炙人口的曲子,细味第四折汉元帝被失偶孤雁唤醒后一整套抒情的唱段。因为品味曲词和音乐原是我国古典戏剧欣赏的一个重要内容。元代的戏曲是吸收了唐诗铿锵的韵律、宋词悠扬的乐调,汇合人物和情节深铸成的独特艺术形式。马致远是向来为人称道的文采派作家,《汉宫秋》的曲词不但文思精妙,文采斐然,尤擅长于把外界景物的描写同人物内心感情的抒发融为一体,因景生情,以情化景,兼以音乐导引,观众便如入幻境,陶醉其间,获得奇妙的艺术享受。

本剧以臧懋循编的《元曲选》为底本,以陈与郊编的《古名家杂剧》和孟称舜评点的《古今名剧合选·酹江集》为校本。